鲁迅先生做了什么贡献（鲁迅的成长故事鲁迅这一生到底有什么大事？他有多伟大？)

也许你不知到，鲁迅也曾是一个理科学霸。

一八八一年，光绪上位七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不到一年。在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一家代代学者的门第里，对中国文学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的革命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人物诞生了——鲁迅。

鲁迅的家庭说是书香门第，但其实鲁母是乡下人。家庭中官位最高的人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官居翰林学士，并且其因官客居北京。鲁迅出生时，祖父虽然不在绍兴，但作为当朝大官，即使远隔千里，还是亲笔为自己的孙子命名，于鲁迅小名叫阿张，本名樟寿，字豫山。但是后来因为豫山容易读成雨伞，颇让人忍俊不禁，于是又请祖父改为了豫才，也就是“豫樟之才”。可惜这名字也未能长久，等到鲁迅前往南京考江南水师学堂的时候，又亲自把它改成了树人。

绍兴是个古老而静谧的城市，会稽山孤傲的耸立在城郊，城外的河水在城中也纵横流淌，清冽，碧绿，澄清。鲁迅的父亲正和这河一样，即使对待儿孙，也是比较冷淡，不太亲近。但所幸鲁迅的祖父却是一个极爱儿孙的人。周福清与一般的封建士大夫不同，他主张子孙辈启蒙先读“鉴略”，以便大概了解中国历史。还让鲁迅看诸如《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这对后来鲁迅在三味书屋的学习甚至后来的文学之路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周福清因为自己是翰林出身于是便想把自己的儿孙也培养为翰林，可惜也可幸没有成功。于是他在台门口悬挂“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牌匾，以遂他的非非之见。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当时属于思想较为开放的人，是洋务运动的同情者。他的母亲鲁瑞思想也比较开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母亲，鲁迅也许就无法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无法接触先进思想，也就没了鲁迅，没了周树人。

光绪十八年（1892年）鲁迅被送入三味书屋，跟随寿镜吾读书。也许是命中注定，寿镜吾老先生曾是秀才，但是他看到洋人跋扈，朝廷丧权辱国。于是不买洋货，绝意仕进明志。但是老先生自己不去当官就算了，他还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官。他不让小儿子去赶考，小儿子想去考，先生直接把他锁在楼上，吃饭的时候叫人直接送进去。但寿镜吾先生脾气很犟，他儿子或多或少的也继承了他的脾气，于是他把麻绳绑在门窗下面，抓着绳子就跑出了楼房。跑到了北京，还考上一等第一名，当上知县。寿镜吾老先生就骂他不孝骂了很长时间。这种思想又或多或少的影响了鲁迅。鲁迅的这一生也许都在对这个腐烂的世界与人民做斗争，也一生都有人在主动不主动的帮助他。

我们说鲁迅批判传统文化坚决而勇敢，说他受西方文化影响，可是鲁迅在这之前完全在传统的文化当中生活了十几年。我们是否应该思考，为何在这样的传统环境当中鲁迅还能走上反对传统的道路。传统是一条链环，它不是拘束人心的，而是在血脉深处让人赖以生活的存在。在这样环境当中的鲁迅却能蜕变为那样的斗士。不论是寿镜吾先生，还是鲁迅的父母，都有极大的贡献。

儿时鲁迅最爱的不是文学，而是书画——这斌那个不是书家画师的墨宝，而是普普通通的一册一册的线装书与画谱。在祖父尚且为官的时候，他借绣像小说来看，等到祖父入狱之后实在无人可借又没钱来买的时候，鲁迅便买一种叫做吴公纸的毛太纸影描。这段时间鲁迅影了好多画谱，甚至还一一二百文钱的价格卖过自己描的画谱。直到后来有了压岁钱，略有积蓄，能够买书之后才不在借抄。

除去书画，鲁迅还喜爱社戏，在鲁迅的记忆里，那是每年夏天跟随母亲归宁到一个叫平桥村的小村的时候，在其附近的赵庄去看的。在鲁迅的文章当中，只有这次的或者说在这里的社戏才是最好的，至于后来在北京看戏等事，对鲁迅而言都不如儿时在水上看的乡下的戏。

鲁迅家中一共有兄弟四人，除去四弟早逝，其他三人都有不小的成就，我们暂且按下不谈，继续来看鲁迅。

光绪十九年（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贿赂浙江乡试主考官的事败露，被捕下狱，处“斩监候”，囚系杭州花牌楼。祸不单行，鲁迅父亲抱病，家产中落，全家前往乡下避难。也正是那是的鲁迅经常往返与当铺和药店之间，拿着一倍高的柜台上的钱，去一样高的柜台去买药。忙完了又要奔波去找那些奇特的药引——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医生隔一日一往诊，一次一元四角。这个医生看了有二年，二年后他推荐了另一个医生，而此时鲁迅父亲的病还是毫无起色。新医生的药与原先不同，为了找药，鲁迅的痛苦又更添一层。而这时的医生渐渐认为鲁迅父亲的病不是身体的病，而是命里的运了。面对这样的说法，鲁迅的父亲选择摇头。从那时，鲁迅便开始怀疑中国这奇怪的医术。

父亲最后还是没有挽救回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父亲去世，那一年，鲁迅十六岁。而鲁迅的家庭也愈加艰难。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鲁迅家族开会分房，也许是因为父亲去世，分到鲁迅一家手中的既差且小，当然以鲁迅的脾气当然不服，他拒绝签字，却被自己的叔辈们斥责，一群成年人因为自己的侄子要和自己平分财产而怒，毫无长辈之心。家中富裕时其乐融融，等到大厦将倾，树倒猢狲散。亲情变成了说说而已的工具。那时的鲁迅倍感世态炎凉。“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顺带一提，光绪二十一年（1901年），鲁迅祖父周福清被奏准释放，但回家之后的周福清脾气极差，从慈禧到自己子侄，他无不痛骂，即使是帮了他大忙的老同年薛允升也被骂为“糊涂人”，常常无名发火，闹得全家鸡犬不宁。等到光绪二十四年（1904年）死时，场面也是冷清的。

由于看到当时社会的变动，鲁迅想进入江南水师学堂。还有一个原因，水师学堂是海军学校，不收学费。我们不知道当时鲁迅如果有钱会去哪里，但是他的贫穷确实成了中国的幸运。但是在这之前还有问题。当时的科举制还未废除，学习儒家知识从而考取仕途依旧是正道。不入此道而去学所谓的洋学的，是被一般人认为把魂灵卖给洋鬼子了，社会上排斥的厉害。就是他的母亲也极力阻止过。但是，鲁迅想追求另一簇新的人生，不愿自己同自己身边的人一样。他的意志很坚决。

这里还有一个说法，其实江南水师学堂在当时其实算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学校，是鲁迅考不上其他学校的无奈之选，但即使如此，有谁能渴求一个生长在如此地方的，如此境地的人上一个好学堂呢？

终于，他从哭泣的母亲手上，拿过筹划来的八元钱作为路费，前往南京，开始开拓独属于他的人生。那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第二年他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物铁路学院学开矿。自此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毕业这段时间，关于鲁迅的资料变得十分稀少且模糊，但可以了解的是。在这段时间里，鲁迅对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法意》等介绍西洋新思想的汉文书并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同时也喜好购买并阅读严几道和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书他是每出必买，卖必细读。而且好写文章，时而写一些随文还有诗文。也曾编撰一本学术著作《中国矿产志》。没想到大文豪鲁迅竟然曾今是一位妥妥的理工男。还不知于此，在学堂中的鲁迅极具学霸天赋，据说他学习从不温习功课，考试却总是能够名列前茅。看来，鲁迅的伟大也许真的贯穿了其一生。

这其中林琴南也是一个极有意思的人物，他是一位不会外文的伟大翻译家。下次我便讲他。

当年三月，鲁迅作为公费生前往日本留学学医。正如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所说的那样，那时的日本人是普遍看不起中国人的，中国人的成绩都是极差的，即使及格那也是抄来的！也正是那是鲁迅先生遇到他的恩师藤野先生。他不辞辛苦的照顾鲁迅，更改教义。但也正式这一举动，给那些看不起中国人的日本人契机。学年末，鲁迅在本级一百四十二名中博得第六十八名的成绩。于是有一天，在学生会看过藤野先生批过的讲义之后，鲁迅收到了一封很厚的匿名信，拆开来看，第一句便是“你悔改罢！”心中大略说藤野先生的批注让鲁迅提前知道了成绩，才然鲁迅得以及格。虽然这流言最终被消灭，饭是却在鲁迅的心底激起不可遏制的奋起之情。难道一个弱小的国家的人民就应是弱民？正如我们后来意识到的，国家弱，则国民无地位，国富强，国人才能被看得起！

第二年有关于微菌的科目，细菌的形状是由电影来展示的，当电影看完之后，而时间又没有到下课的时候，班里便放映关于局势的片子。当他看到一位中国人被枪毙时，围观的中国人却无动于衷，他有感于心，他痛苦，他看到自己国家的人们麻木不然的灵魂。他发现，中国之人向来不是体弱，改革中华之体对于解放这个腐烂，残破的国家没有用处，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强健到能与外国人打的体格，他们难道没有吗？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与外国人打的灵魂！改革中国的首要之事便是改革灵魂！

拿什么去改革灵魂呢，他认为除了文学之力时没有其他办法的。

到第二学年将完，他告诉藤野先生自己不在学医，而且要离开仙台，可是为了不让先生太过伤心，他便骗先生自己要去学习生物，所学医学还是派的上用场的。

在与藤野先生惜别之后，鲁迅回到了东京，但是东京友人对鲁迅的眼神是极为冷淡的，当时占据中国留学青年的心的，是实学。认为学理，学法政都是长处，是理所当然，同时认为文学是时代的错误无用的长物，与其说是全然不顾，到更像是被蔑视着。所以，当时几乎无人以好感欢迎至于文学的鲁迅。甚至有人说看着他和日本夫人结婚，还领着孩子在神田散步，诸如此类的谣言四处飞散。

这些谣言不出意外的传入远在家乡的鲁母的耳朵里。也许是害怕孩子流连忘返，又或许真的是想孩子理应结婚。故乡的信封像箭一般催促这鲁迅回乡。归乡后，在家人亲戚的逼迫之下，他与朱女士结了婚，不过七天之后，他就离开新妻，同刚刚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的弟弟周作人一同去了东京。这结婚当然只是顺从母亲之名遵守古习。也几乎无法给他幸福，若不是孝心，这一位与传统格格不入的斗士又怎会与几乎毫不相识的人同窗共枕？

鲁迅的辫子早在东京之时便已经剪了，到了家乡之后，为了避免麻烦便买了一条假辫子，时时与帽子一同挂在头上。而鲁迅结婚之时也是带着这条假辫子。

回到东京之后，鲁迅设法在周围对待他的冷空气当中找到几个同志，进行创刊-杂志，标题被定叫《新生》。但是大概是因为同伴们心情大半没定，几人也毫无名气，《新生》还未诞生之时，就破灭了。

对此鲁迅极为失望，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次年，他为《河南杂志》写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等文章。那时的鲁迅，写作还是使用传统的文言文，完全拘泥于古文体。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音，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摩罗诗力说》

在此期间鲁迅还在“独逸语教会学校”学习德语，和数名友人在一位亡命的俄国夫人那里学习俄语。可惜最终因为财力堪忧，没能继续下去。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范爱农。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鲁迅与范爱农一样厌恶其他在东京的同僚的形式主义，而鲁迅的直率则为他招来了不少厌恶。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鲁迅遇到了因当时国内时局动荡不安，从事维新运动，建立光复会等事而流亡日本的章炳麟（也就是章太炎）。当时心中所想依旧是改革国民思想的鲁迅便拜入了他的门下，跟随章太炎学习。这愈加坚定了鲁迅从文，治疗中国人之精神的想法。

在东京的这段时间，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一同着手翻译《域外小说集》等书，当然还是用的文言文，书分三十七篇，鲁迅翻译的只有三篇。后来这本书在东京和上海出版，销量惨淡。那是的鲁迅在文坛不过是一位挣扎求生的无名作家。

后来，鲁迅因为故乡家庭有担负的责任，不能永住在东京，于是在《域外小说集》出第二册的时候，抛下许多留念，回到了故国。

宣统元年（1909年）鲁迅回国，刚刚回国时，因为实在没什么名气，但是好歹是留学归来的海归。又是当时几乎没有的学西医的医学生。回国后的鲁迅当然还是没有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工作中。而是到了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生理学和化学，同时兼任植物学翻译。

虽当时社会承受着巨大的变动，革命的声音时时在中华大地上吹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生长，但是如同人们所普遍使用的纪年方式一般，旧社会的思想还是占据着人们的内心，封建传统还是麻痹着中国人的灵魂。

于是鲁迅的头发，成了他生活的一大障碍。

鲁迅的辫子早已一般给女仆做了假发，一半送掉了。于是他和其他留学生一样，途径上海的时候在一家卖假辫子的店里买了一条假辫子，。想用着二元钱来混人目。可惜，当时带假辫子必带帽子，可帽子又戴不住，人稍一多，辫子就好和帽子一道掉到地上。即使不掉也会被人碰歪，不仅不好看，还显得极假。于是人们便都睁大了奇怪的眼睛瞪着那条假辫子。这样过了一月，他便索性废了这条假辫子。穿着西装正大光明的走在街上。

然后麻烦更大了。

“冒失鬼！”

“假洋鬼子！”

多么熟悉的声音，我们曾在鲁迅的书中读到过的，那被阿Q用来骂人的语言也是鲁迅曾今所承受的。

于是鲁迅不穿洋服了，他改穿大衫，也就是当年孔乙己到死都不愿脱下的那种文人长衫。可是他们骂的更厉害。

但是鲁迅是喜欢忍气吞声的人吗？难道他不为愚民的封建与无知而愤怒吗？

于是鲁迅便拿了一根手杖，他人骂他便打。把骂的人全都打了一遍，人们这才渐渐不骂了。可是这仅限于手杖打的到的，打过的地方。

当然事情还没完。鲁迅顶着“长毛贼”的名号教着一群留着辫子的学生，别人不奇怪学生也要奇怪啊。于是学生们之间流行起剪辫子的风潮，鲁迅狼狈的制止。学生们便选举出代表质问他。剪辫子好还是不剪辫子好？

“自然是没有辫子好，不过剪掉不行。”

到底是何种的矛盾啊！到底是要解放文化的，但是哪里有解放的空间！中国被奴役太久了，中国人是已经产生了奴性的！青年学生是没有奴性的，但其他人呢？学生又有多少呢？

自此以后，鲁迅过去给学生的全部信用，一次全部失去了，他的学生还轻蔑的说他“言行不一致”。而偏偏那几个问他的学生，把辫子给剪掉了，大胆的剪掉了。

于是他的内心终日如坠冰窖，如站在刑场边的忧郁。

宣统二年（1910年）鲁迅离开杭州，转任到他曾出生的地方——绍兴。他在绍兴中学堂担任教员兼任学监。那年鲁迅三十岁。

三十岁的鲁迅困在绍兴这样的小地方，这里固然不是做文学革命的地方。但是鲁迅还是留在这里。为什么？大概是在东京的失败已经消磨了他的热情与决心了。为了到这样一个地方，鲁迅还颇费了一番周折。

然后鲁迅又遇到了范爱农。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二人相见自然是笑的。可是这笑里却藏着相互的嘲笑与悲哀。那个改革文学，拯救国民的鲁迅呢？那个不愿陈腐，厌恶程式的范爱农呢？

范爱农几乎同鲁迅一样，受着轻蔑，排斥，迫害，教着学生，勉强度着日子。不知道是否是在这个时候，酒成了范爱农的最爱。

于是二人便一同喝酒，渐渐便非常相熟了。也是聊天中鲁迅知道了，是自己不善藏情，引得自己留学之时交际不顺。

然后，武昌传出枪响。天朝上国索幸灭在了自己子民手上。

武昌起义第二天，绍兴城满城白旗。但鲁迅知道，外貌如此，骨子里是依旧的。

那些自外来的做大都督的人，来时穿着布衣，不上十天变换成了皮衣了，兴许是苦惯了，天气还并不冷。

鲁迅就被这都督提拔为了校长，范爱农成了监学。

有一天，一个看过鲁迅讲义的学生要借用鲁迅的名号来监督“那些人“。鲁迅同意了。

于是有三个人发起建报。不到五天便建好了。直接就骂督府和那里面的人，同时还骂都督。于是都督便向报馆送了五百元，着报馆收了钱，还是继续骂。鲁迅知晓后立刻去报馆问真假，然后只是略说了一两句这钱不该收的话，便被这报馆的编辑质问，坚称这是“股本“。

从此鲁迅不理他们，认为他们是一群无赖汉。

正巧同学蔡元培邀请他去南京任教育部部长。鲁迅答应下来，离开了故乡。

民国元年（1912年）革命尚未完全完成，民主改革还未完全成功。但是袁世凯成了大总统，皇帝倒下了，却用另一种方式站了起来。

于是鲁迅在这一段时间是没有光芒的，是沉默的。新建的中华民国没令鲁迅的才华真正爆发出来。

从本年起至1917年，他大量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其中也对佛教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他走上了古代的那些文人们走上的路。

1917年，鲁迅返回北京，半年后，因为张勋复辟，愤然离职。中国不需要皇帝！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呐喊》自序

他读着古籍，抄着碑文，一天天无事可做。大概就是因为有着这段时间，鲁迅的文章得了这些古籍的沉淀，给他的小说强有力的素养。这些古籍铸成了他后来写作的根基。

然后，德先生与赛先生流传于民众之间，反对拟旧而驻新的风气传播开来。

1918年1月，在北京大学，鲁迅成为《新青年》编委。

在这之前的鲁迅，潜在古代文化当中，对于这场运动，不能说是毫无关心，但内心还是沉默着。于是我们看得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胡适之的《文学改良刍议》，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刘半农的《答王敬轩书》。但是鲁迅却一直观望。

1916年（民国六年）鲁迅的旧友钱玄同来到绍兴会馆拜访鲁迅，请求他给《新青年》写小说。但是鲁迅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这样回答。

于是《狂人日记》横空出世！

“鲁迅“横空出世！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这篇小说成功了，绝大的成功了！

第二年，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五四运动爆发时，鲁迅没有亲身参与，也没有加入游行。但鲁迅仔细询问了参加示威游行的孙伏园。他关怀着参加游行的学生们。但鲁迅还是没有时间来参加与鼓励这些学生们，即使在日记当中也没有什么感情流露，不过鲁迅的日记向来是没有什么评价与感情的。而当时的鲁迅正在忙着在北京买房子，正如在故乡中所写的那样。鲁迅在绍兴老家的房子卖掉了，他必须赶紧置办房子来给将到北京的母亲一个住所。

1920年，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待到六月，鲁迅接触到《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并且盛赞译者。在此之前鲁迅应该读到过《共产党宣言》，但中文本应当是第一次。某种意义上，鲁迅的赞誉促进了《共产党宣言》的传播。

1920年九月，小说《风波》发布。

《风波》的内涵是隐藏的，鲁迅隐秘的告诉了国民，资本主义革命是不彻底的，有局限的，社会还是封建的，只有马克思主义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救中国。

1921年12月，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他最伟大，也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阿Q正传》。

他把中国人数百年来养成的奴性，自欺欺人等性情彻彻底底的撕裂开来，赤裸裸的摆在人们的面前。他的讽刺直刺人心。人们在嘲笑中渐渐惊醒，看到自已身上一直存在却从未注意到的伤疤，看着他已经流脓，被纱布包裹着但却时时无法结痂。

“……我记得当《阿Ｑ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Ｑ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Ｑ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Ｑ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Ｑ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Ｑ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Ｑ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闲话》涵庐

这篇作品如此的讽刺着所有中国人的要害。鲁迅在东京时就开始的对人性与国民性的追求，在此开出了灿烂之花。这时的鲁迅有了将国民与国家拥抱为一身的人间的伟大性。

同一时期，鲁迅写了《故乡》。

我们一定能记得那个在月光下拿着钢叉在瓜田中扎猹的人，但我们也为那个丢掉了银项圈而面色蜡黄的带着孩子的人而悲伤。那一声声老爷叫的我的心都塌了。

除去写作，鲁迅还在从事翻译工作，拓本的研究与古小说研究。同时作为教育部官员，平时还有公务在身。但是关于这些工作的具体内容却不清楚。

很有意思的时，鲁迅有不止一个笔名。为《新青年》写小说的时候用鲁迅，而到了其他时候，什么“巴人”，“唐俟”。鲁迅都曾用过。为此当时还闹了一个乌龙。

当时有人怀疑“巴人”是萧伯英，却没有任何证据指向鲁迅，于是教育部议论纷纷，毁誉不一，但是鲁迅呢？鲁迅表示,我不到啊。正如周树人表示自己与鲁迅无关一般，那巴人和鲁迅有什么关系？

从1918年到1921年鲁迅写了小说十五篇，合为一本，命名为《呐喊》。

这是就有人明察秋毫发现了。不对，不对，《呐喊》只有十四篇，哪有十五篇。

确实，现在的《呐喊》只有十四篇。因为有一篇《不周山》（后改名《补天》）后来被鲁迅移除了。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中不只有北京大学那以人为基础，宣传文化回归大众的北派（这也是最终胜利的那一派），还有以追求文艺，宣传文学脱离大众的南派，这些人以南京大学为主阵地。反对新文化运动。

而当《呐喊》新出版时学衡派的成仿吾批评其为“庸俗”。唯独《不周山》为杰作，还以刺说鲁迅将要走上纯文艺的道路了。而鲁迅也觉得《不周山》后半段多半有不纯的意识，也不满足。于是在第二版《呐喊》中把《不周山》删除了。

1923年，鲁迅与他的弟弟周作人不合，迁居到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之后还是在1923年，鲁迅买下了阜成门内三条胡同二十一号之家。第二年移居到了这里。

那二人又为何会不合呢？

在周作人的描述当中，鲁迅之所以和周作人有矛盾，是因为鲁迅偷看周作人的妻子洗澡。但是此时鲁迅已经四十二了，也有了自己的妻子。鲁迅完全没有理由干这种荒唐的事。

总之到了最后，也许不愿意自己的弟弟的前途受影响，也许只是单纯的厌倦了。鲁迅离开了自己在北京的房子，而是转而去了另一栋。房子自然留给了弟弟。走的时候家里是平静的，但是隔了几日，鲁迅回来拿一些自己的东西，却被周作人夫妇吵闹着赶了出去。周作人一时冲动还拿起一个狮型烟炉朝鲁迅的头上砸去，幸好有人给挡住了。这一年周作人三十八岁。

鲁迅家庭早年丧父，所以鲁迅照顾自己的弟弟们甚是精心。甚至宛如父亲照顾孩子一般，于是周作人的人生也大半事鲁迅规划的。但是如此的关心最后却是这样的下场。

从此之后，二人关系彻底冷淡。鲁迅经过这一打击，大病了四五十天，对此事耿耿于怀好几年。1924年9月鲁迅还用“宴之敖”的笔名发表文章称：“被家中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而周作人则写了一篇《破脚骨》来映射鲁迅。隐称鲁迅为“无赖”。

1923年鲁迅还要忙着讲课，也许是备受打击，也许事情太多，这一年鲁迅没有发表小说。

但是鲁迅整理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讲义，编纂为《中国小说史略》（当时没有编完，只有上卷和下卷上梓）。这部讲述中国小说发展的著作是鲁迅少有的学术著作。而且这本书到今天都有不小的作用。所以鲁迅不知是小说家，正如当时那个年代的人一样，身怀多种绝技。

还是这一年12月，鲁迅做了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开始了对女性的启蒙。

但是到了1924年，鲁迅便渐渐恢复起来，以《祝福》为起点，又发起了小说来。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十一月，鲁迅同刘半农，孙伏园，等十数人一同创办《语丝》杂志，发表对社会的短评。在第一篇上，鲁迅便发布了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1925年又组织了未名社，介绍海外文学启蒙，还创办了周刊（后改为半月刊）杂志《莽原》，并且担任编辑。这段时间鲁迅继续活泼在拯救中国人之精神上。

当然在那个时代，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1923年，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提倡复古。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杨荫榆响应，借故压抑学生。学生当然气不过，于是发起了一些运动，并不安分。然后章士钊就封锁了学校。而鲁迅作为这所学校的讲师对此表示了不满。和当时的之源组织了校务维持会，换了一个地点继续授课。这种反抗的行为激怒了章士钊，一气之下免去了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同时支持章士钊的杂志《现代评论》的论客陈西滢，不仅谩骂学生，还乱造谣言诽谤鲁迅。

到了1924年，章士钊一派被免职，女子师范大学恢复，鲁迅也回到了教育部。

在这段时间里，鲁迅当然不会坐着被人指责，让人诽谤。既然在教育上没有事情，鲁迅便有了足够的时间来写杂文与他人进行论战。他写了无数随笔杂感，翻译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还做了十一篇小说，后来合为一本，名为《彷徨》。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地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生平,还粉饰黑暗。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宝贵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

相比于《呐喊》，《彷徨》多少温柔了些，但还是痛入骨髓。

在女子师范大学，鲁迅遇到了自己的真爱，他本有一个妻子，就是他母亲曾逼他回国时娶得那个妻子朱安。虽说时名义上的妻子，但两人几乎从未在一起居住过。朱安嫁到周家后每日勤勤恳恳的照顾丈母娘，算得上是一个孝敬媳妇。但是从未与鲁迅同房，坚持新文化的鲁迅也对这个妻子几乎无感。

鲁迅教书时，有个学生叫许广平，是一个爱国心切的果敢的广东人。许广平很有求知精神，常常向鲁迅写信做种种质问。二人坚持着书信来往，关系也渐渐亲密，鲁迅不断表现着自己率直的心怀，颇为有趣。这些书信都收录在《两地书》当中。

然而又出意外了。

1926年，鲁迅正处于热恋当中，三一八惨案爆发。

这本是一场正义的爱国救援运动，但腐败的国民政府却用暴力来对待，执政府门前，枪炮声阵阵响起，一片片血液汇成河流。凶恶的子弹毫不知晓自己穿透的一颗何等热诚的心。

然而在这惨案之后的不久，政府又对四十四人发出了悬赏令，而鲁迅正在这四十四人当中。为了躲避追捕，鲁迅到外国医院避难，又发了好多悲壮的文章。

这年八月，鲁迅和他的同伴逃到乡里，就任厦门大学教授。鲁迅只能离开自己生活了十五年的北京，和爱人许广平一起南下。

路上途径上海，因为许广平要去广东任职，二人分离。

在厦门的时间里，鲁迅与他人语言不通宿舍环境又差，更难受的是校长崇拜儒家，对教员的态度很差，鲁迅只是当作吸引学生的招牌，在这里郁郁不得志。

于是鲁迅终日孤独，阴郁着，心里空洞着。想写文章的时候也只是在思念过往，也正是在这种时候，鲁迅写下了五篇《旧事重提》，加上南下之前写下的五本，合为一本，改名《朝花夕拾》。同时也写出了《奔月》和《不周山》。

随着时间不断地推移，厦大的情况也渐渐变得和北京差不多了，鲁迅对这里也渐渐厌烦起来。正好有了中山大学的邀请，于是去了中山大学。

初到中山大学，那里的人们认为鲁迅是“战士”，于是数不胜数的欢迎仪式忙的鲁迅团团转。虽然鲁迅说了自己不是战士，而且文学之余战争没什么用处，可是没有人相信。

于是在鲁迅那里，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作序题签的，请演说的人数不胜数。

“诸君是实际的战争者，是战士，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最好不过作一篇战歌，或者写得美的，便可于战余休息时看看，倒也有趣。要讲得堂皇点，则譬如种柳树，待到柳树长大，浓荫蔽日，农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树底下吃饭，休息休息。一首诗吓不走了谁。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这是那时鲁迅的演讲内容之一。在广东的时间，鲁迅没了创作，却一直处在极为危险的境地中。在讲课一个不注意，可能就会送走自己的生命。虽然是在这样的状态，鲁迅还是在十月安全的离开了广东。

“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言语，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黑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是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感觉，那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

这次逃脱后，鲁迅又去了上海，这次有许广平女士同行了。

到了上海，鲁迅和许广平正式结合了。

上海学界听说鲁迅到来，愤愤邀请他去演讲。同时进行翻译工作。

当时的上海学界有着“太阳社”“创造社”等学派，而夹在着之间的鲁迅只得孤军奋战。

初到上海的鲁迅没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可是却受到了不同学派的共同攻击，说鲁迅“有闲”，“只喜冷笑”，或者说鲁迅为“毒笔家”，又或因为其出身骂其“醉眼陶然”。

为了反击，这时的鲁迅写了大量的杂文反击。这场论战持续了两年。

1929年，鲁迅曾为了母亲回北京一个月。也是在这年，鲁迅有了自己的孩子——周海婴。

1920年，中国作家联盟成立，鲁迅为此发表演讲，希望从事问学者要有“韧”性。而反对他的人则开始飞散各种谣言，于是浙江省申请逮捕鲁迅，鲁迅迁居于北四川路。次年二月返回。

那时的鲁迅，四处躲藏，又四处演讲，身边的人有时而死去一两位。鲁迅的创作以杂文为主，也有不少翻译，但是创作少了很多。

那时的林语堂，周作人等人发起了小品文运动，但是鲁迅对此表示反对，劝告林语堂与其弄这些有闲文字，不如去翻译些有用的东西。当然林语堂等人没有采纳，并且对鲁迅发起攻击。

这时的鲁迅还在促进版画运动。

而从此开始，鲁迅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身体不适，疾病多发，但是鲁迅仍然顶着这样的身体，翻译《死魂灵》和写《故事新编》

1936年，一月，肩痛，胸痛

三月，突发喘息

五月，长时间发烧

那是有西医专家说，如果是欧美人，早在五年之前就已经死了。

八月，出现吐血的症状

九月五日，鲁迅写下《死》。

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月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读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从此竟又是要想到“死＇了。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但是，我也留下一张吧。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些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作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十月，气势渐好

十月八日，参加全国木版画移动展览会，

十七日访问内山完造，当日夜间，病情急转而下

十八日，鲁迅向内山完造写信：

老板几下：

意外ナコトデ夜中カテ又喘息ガハジメマシタ。ダカラ、十時頃ノ約束ガモウ出来ナイカラ甚ダ済ミマセン。

御頼ミ申シマス。電話デ須藤先生ヲ頼ンデ下サイ。早速シテ下サル様ニト：草々頓首

L拜

老板几下：

出乎意之外，从半夜起，喘哮又发作起来了。所以，不能践十时之约，很对不起。拜托你，打电话请须藤先生来。希望快点给我办······

草草顿首 L拜

须藤先生到时，鲁迅右手拿着烟，坐在桌子前的椅子上，脸色难看，呼吸困难。内山和夫人交换着按摩着鲁迅的脊背。鲁迅拿出鸡蛋油做的药，这是之前让鲁迅吃鲁迅不肯吃的，现在再问，鲁迅同意了。

内山让鲁迅睡会，但是鲁迅说躺下就不自在，还是坐在椅子上。鲁迅一直拿着烟卷，内山让他丢掉，鲁迅才放下。不久医师到了，在鲁迅右腕打了一针，但没有用。

“怎么弄得，还没有效验？”鲁迅说。医师等了一会，又来一针，这才稍微好点。

内山有事情，看鲁迅情况尚好，先出去了。

之后每两个小时注射一次，呼吸困难的时候用酸素吸入。周建人知道消息后赶来。

但是鲁迅还是没有忘记工作上的事情。这天是连载着《死魂灵》的杂志《译文》接载广告的日子，鲁迅好几次问报纸来了没有，告诉他报纸来了，说着广告和译文的事鲁迅还不满足，说“报纸给我，眼睛拿来。”亲自看那广告。

内山再造回来时，鲁迅睡在床上了，吸着酸素。看起来呼吸多少舒服些。

“我的病究竟怎样了？”

内山说：“最好是静静的修养，医生也这样说，好好修养吧。”

这夜里，夫人，建人，和看护妇轮流看护着，五点，鲁迅脸色突变，呼吸停止了似的，急忙请医生，然而在这时候，鲁迅离开了。

在这之后的事就与鲁迅无关了。

鲁迅到底为中国带来了多少？谁也无法算清。但我们没能看到的是鲁迅这一生总是面对着苦难，但在艰难当中，还是不断有一篇篇文章不断出世，警醒着人民。鲁迅的文章来自人民，来自古人，也来自他自己。鲁迅之所以能成鲁迅，那些所有支持他的，影响他的，潜移默化他的，反对他的都有着功劳。不论人们到底如何评价鲁迅，他都是对那是甚至是现在影响最大的人。我们都向往着鲁迅，可我们能在仙台因一时怒意定下一生吗？我们能在北京蛰伏十来年，潜心研究古文吗？我们能在即使面对追杀而不改志向吗？我们能在上海以一己之力舌战群儒吗？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娜拉走后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英雄的血永远是无味国土上人生的盐。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先生逝世已经86年了，我们永远无法忘记先生。

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