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妻子潇珊（巴金的成长故事【往事】巴金与萧珊的爱情)
前几天，上海下了一冬的雨稍稍止歇，风和日丽，趁着春光，我去探望了年近九旬的作家、编辑家彭新琪老师，她送给我一本刚刚出版的著作《巴金先生》，满怀深情地对我说：“今年是巴金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我想把自己回忆巴金的书当作鲜花献给他。”
巴金一直管彭新琪叫“小彭”，1957年，巴金、靳以受中国作家协会的委托，联手在上海创办了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由于靳以是彭新琪在复旦大学念书时的老师，所以他和巴金商量，把彭新琪调入编辑部。就这样，彭新琪和巴金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久而久之，他们之间建立起如父女一般的感情。
巴金写过不少怀念他夫人萧珊的文字，但他没有和别人细谈过他与萧珊的爱情，可当彭新琪在巴金晚年问起他们夫妇的情感故事时，巴金很诚挚地告诉了她，而我在听彭新琪讲述时，许多感慨涌起。
晚年巴金与彭新琪
电视剧《家春秋》播出的时候，彭新琪曾问巴金：“别人以为你是觉慧，而觉慧和鸣凤相爱也确有其事，你在成都老家爱过丫头吗？”巴金认真地说：“没有过，我们那样的封建家庭是不允许的。”彭新琪直截了当地问他：“那在萧珊以前，你有没有爱过别人？”“没有。”巴金的回答很干脆。
萧珊是巴金的读者。1935年，还在上海爱国女中就读的萧珊读了巴金的作品后，开始给他写信。第二年，她又在信中约巴金在新雅饭店见面，生怕巴金认不出她来，所以在信里附了张照片。那天，这位女中学生操着宁波腔的普通话，向巴金诉说因父亲守旧她想离开自己的家庭，巴金听后为她作了诚恳的分析，打消了萧珊离家的念头。巴金平易近人、坦率真诚的态度，缩短了大作家与中学生之间的距离。但巴金是将她当作孩子看待的，在复信中总称她为“小友”。
有一次，萧珊和后来成为靳以夫人的女友陶肃琼在马路上被人盯梢，她赶紧拉着女友躲进福州路上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寻求巴金的保护，这下，她是“巴金小友”的事就传开了。
1937年初夏，巴金和靳以等几位朋友参加旅行社的苏州青阳港半日游，这一次，他们邀请萧珊同去。两年前，巴金在北京学会了划船，还参加过在北海举行的划船比赛，所以他兴致勃勃；萧珊不会划船，她就拿着桨玩水。她和巴金坐在一条小船上，望着满头大汗的巴金，温柔体贴地问了一声：“李先生，你累不累？我们划慢一点吧！”
巴金和萧珊
巴金太忙了，他没有时间去约会、恋爱、结婚，虽然那时他已经三十三岁了。可是萧珊有时间，她大大方方地出入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巴金居住的霞飞路上的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她关心巴金的创作、生活，也经常坦率地跟他讲自己的家事和思想，她讲什么，巴金就听什么，可巴金从不向她打听她家庭的情况，甚至连她的年龄都没问过。巴金告诉彭新琪：“我一直不知道萧珊到底是多少岁，直到她去世，才从她表妹那里弄清楚。”彭新琪的叙述让我有些不解，她说她起先也不理解，还是巴金说出了要旨：“只要两个人好，年龄、家庭有什么关系！”是啊，纯净的感情何必掺入别的杂质。
对离家十几年、一直过着单身生活的巴金来说，萧珊给予他的温存、关心和信任，无论到何时都是一种精神力量，他变得更加开朗，更有朝气了。可是有一天，萧珊快快活活地来到霞飞坊，却流着眼泪离开。与巴金同住一栋楼房的朋友索非的妻子大为吃惊，萧珊非常委屈地说，我告诉他，我父亲要我嫁给一个有钱的人，可他说这事由我自己考虑决定。跟在萧珊后面的巴金有点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是说，她现在还很小，很年轻，充满幻想，不成熟，需要读书、成长。我告诉她，我愿意等她。如果将来她长大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原来巴金是为萧珊着想啊。
巴金言必信，行必果，此后在巴金案头上，有多少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在生活中，遇到过多少双灼人的眼睛，可他都信守诺言，在丝毫不约束对方的前提下，默默地等待。
1938年初，上海形势紧张，文化生活出版社准备到广州开设分社，让巴金和靳以去筹办。没想到，广州接连不断遭到侵华日军飞机的轰炸。萧珊在上海很是为巴金担心，硬拖着母亲到出版社去找社长吴朗西探听消息。当巴金回到上海后，吴朗西告诉他萧珊母女曾来社里打听他的事时，非常感动。巴金晚年言及此事时，稍稍停顿了一下，以平复内心的激动。不久后萧珊跟巴金说，她母亲想见见他。萧珊的母亲读过不少巴金的著作，从作品中了解到作者的为人，所以她破除了传统的订婚方式，亲自出面，请巴金和萧珊一起去餐馆吃了一顿饭，在餐桌上，她把女儿交托给了巴金。萧珊高中毕业后，巴金支持她投考西南联大。
这时，萧珊家因为战事而破产，父亲回了宁波老家，她弟弟则参加了新四军，萧珊向母亲告别，外出读书，没想到这一别就成了永诀，母亲不久后因病去世，她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巴金送走萧珊后，返回上海，继续写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秋》。写这部作品时，巴金的心情很不好，旧时成都老家的故事让他跟着重新经受了一次煎熬。幸好有他的三哥李尧林从天津来和他同住，更多的则是萧珊不时的来信，使巴金备感温馨。巴金在《秋》的序言中写道：“在我的郁闷和痛苦中，正是友情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郁的颜色。”他特别提出要感谢四个人，其中一人是他三哥，另一人就是“在昆明的L.P”。L.P是萧珊小名长春的世界语缩写。由此可见，萧珊在巴金的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已不再是最初的“小友”了。
巴金和萧珊
那时，萧珊在昆明读书，巴金则在桂林负责文化生活出版社分社的编辑工作。由于时局动荡，一些朋友先后离开了出版社，这让巴金感到悲哀和寂寞。萧珊理解巴金，不等大学毕业，就于1942年10月来到巴金身边，她安慰巴金说：“李先生，你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经过八年多的“长跑”，巴金和萧珊终于结婚了。他们没有添置一件家具，没有添置一床新被，没有添置一件新衣，也没有邀请任何亲友，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的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
彭新琪在《巴金先生》一书中，以动人的笔触这样描述了巴金和萧珊的新婚之夜：“1944年5月8日，他们到达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这是修建在一个大公园里的一座花园洋房式旅馆。没有楼，房间也不多，也不供应饭菜，连早点也要走半个小时到镇上的饭馆去吃。结婚这天晚上，他俩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要了瓶葡萄酒。在这里就餐的人不多，他俩在柔和的灯光下，从容地碰杯，搛菜。四目相对，内心充满柔情。饭后，他们在温馨的晚风中，回到旅馆。旅馆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只有淙淙的溪水声。”我读着这样的文字，感受当年巴金和萧珊的幸福。
不曾想到，二十二年后的动荡，给这个幸福家庭以致命的打击。惊恐、忧虑、劳累，渐渐侵蚀着萧珊的身体，她罹患肠癌却没能得到及时的检查和治疗，好不容易住进医院，癌细胞已经扩散。进手术室之前她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动完手术后，萧珊怕巴金每天跑医院太辛苦，还惦记着患肝炎住院的儿子——她想的全是别人，而她自己，开刀后仅仅活了五天。1972年8月13日，巴金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人。
巴金和萧珊
彭新琪告诉我，在她倾听巴金诉说这一切的时候，巴金的卧室里安放着萧珊的骨灰盒，巴金的写字台上摆着萧珊的照片，巴金的床头放着萧珊翻译的几本小说……我想，巴金和萧珊这样一段裹挟时代风云的爱情，应该会给后人以不少启示。
因腿脚不便坐在轮椅上的彭新琪老师为写作《巴金先生》付出了许多心血，因为巴金曾为她的作品看过清样、做过修订，所以她对自己的文字要求很高。《巴金先生》写得情真意切，文字清丽，细节真实，像巴金和萧珊的爱情故事也是她与巴金相谈而得，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巴金先生。
《怀念萧珊》
文｜巴金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
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
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
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
我想，这是多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
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给人当作“罪人”和“贼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
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
“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联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
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