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的纪念文章（我的成长故事500字纪念︱王利华：三代两京一世情)
2022年8月7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宗国先生与世长辞。值吴先生逝世周年之际，私家历史特发布系列纪念文章，缅怀先生。
刘后滨教授发来微信，告知大家正在筹集出版吴宗国先生纪念文集，命我贡献一篇文章。于情于理，我都不能推辞这个邀约，但提交一篇什么文字？踌躇多日，犹疑难决。原因在于，我虽曾亲炙先生教泽，却是一名不肖弟子，远不如诸位师兄弟那般幸运地在先生座前连续侍读多年，对先生的研究理路、风格和贡献，我都了解不够，认识浅薄。事实上，在唐史研究方面，我一直未能登堂入室，要贡献一篇不浪费版面、不污人眼目的唐史论文，实在力不能逮。我再三思忖、并征得刘教授同意，决定连缀一些往事表达对吴先生的深切怀念。这些往事是片断的，散碎的，在不同的时空之中跳跃，归拢起来，是“三代两京一世情”，其中包含的情分是饱满的，温馨的，超越时空而恒存心界。
我同吴先生一家三代都曾相识。先生教泽广被，桃李满天下，见过师母和两位吴公子（吴矩、吴迪）的同学应该不少，但同他在两京的家人特别是在南京的父亲、母亲、弟弟、弟媳和侄女都曾熟识的，我很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先生出生和成长于南京，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终身执教于兹，他的父母兄弟一直在南京生活和工作，先生在寒暑假期常携师母和两位师弟南下省亲。我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驻地在南京农学院即今南京农业大学），在那里工作、生活过16年。由于这样的时空叠合，我便得到了继续承教于先生的殊胜机缘。有一样事情特别值得炫耀：在此生遇见的恩师中，我在吴先生家蹭饭次数最多，不只在他的小家、还在他父母家享用了许多美味。若按传统说法以三十年为一世，“一世情”的概括并不准确，因我与先生及其家人结下善缘的时间至少已有40年，对先生及其家人的感恩远远不只一世，甚至无法以时间量度，从他们那里，我不但获得了学业和生活上的宝贵指导，而且感悟到人间聚散的奇妙因缘。
闲散之时偶尔读到清代学者钱亮工（名世）的一首《赠宋射陵》诗，诗不怎么有名，却颇具历史感，其中有云：“两京旧事饱其腹，闲谈涌出泉百斛。兰台掌故多放失，江天少微有实录。”我与吴先生一家人的特殊缘分，大抵就是个人生命史上的“两京旧事”。
吴宗国先生
他就是吴宗国先生（北京：王先生的课堂上）
我在哪一年开始认识吴先生？已经不能确切地记得，应该是1982年冬季或者83年早春，但可以肯定第一次见到吴先生是在王永兴先生的隋唐史研究专题课上。对那门课的具体记忆已经模糊了，隐约记得同堂听课的同学除我们班的李志生、孙顺华等人外，还有宁欣、李鸿宾、白兴华、薄小莹等学长学姐，有从南开来进修的傅玫老师以及王先生的研究生王宏志等。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吴先生突然现身课堂的情形。那日天气很冷，他身穿深灰色厚羽绒服，头戴咖啡色粗毛线帽——看起来像是自家手织的，笑眯眯地走进教室。旁边同学悄悄告诉我：“他就是吴宗国吴先生，研究隋唐五代史。”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位老师有菩萨相！
大学期间，我自诩是学隋唐五代的。那时，中国史专业的同学到了二、三年级，大抵都会选择某个断代集中选课读书，一时形成风气。但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想学隋唐五代。那时自己妥妥的一个乡巴佬，傻傻的，看什么都新鲜，最解渴过瘾的是借阅图书馆里满架的童话、寓言和民间故事——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列那狐的故事》，乔叟、布封和拉·丹封的寓言，到中国众多的古代神话和民族民间传说，通通翻了个遍——从心理学上分析，那应该是一名刚刚摆脱文化贫困的乡下孩子在做补偿性阅读。至于专业学习，则兴趣游移不定，也不知从哪里下手。听说阎步克主要学习明清史，我就想和他一样，他可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位也是最崇拜的一位学长，还是我进入北大的接引人——1984年8月27日夜里，是他接到徐凯老师的电话后把我从二院领到了38楼。老学长怕是早已忘记这事儿了吧？后来听邓广铭先生关于岳飞《满江红》的讲座，老先生感慨宋史研究依然薄弱，号召同学们加快努力，于是我又想学宋史。记得我还在学一食堂跟一位名叫王琰的同学（记不清是哪个系的，只知他酷爱文学，想当作家）声称自己是学宋史的，那位一听便激动得手舞足蹈，当即提议跟我合编一部关于宋太祖的剧本。被他感染，我也脑热起来，天天跑到图书馆一通乱翻，几周之后，退烧。
一段人生，万般变化，聚合离散，俱是因缘。因拜师学艺和传道授业而结成的学缘，是最古老而且持久的人类社会关系之一，缔结关系有契机，是为机缘。我的学习兴趣转向隋唐五代，跟几位先生结下亲密的师生缘，枢机并不是北大的诸位师长，而是当年还在南开上研究生的张国刚教授，是他精心的设局和刻意牵的线，让我先后亲近了王先生和吴先生。国刚哥和我是一县同乡，从少年时代起我就一直很崇敬、进而追随他。于我，他先为兄长，终成导师。大约是在1981年冬天，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唐洲雁（在南开大学哲学系）来信告知，有位名叫张国刚的大哥哥在南开历史系上研究生，字里行间透着崇拜，说想介绍我们认识。不久，我收到了国刚哥的信，里面夹着几张黑白照片，在成都召开的唐史会间拍的（说实话拍得真不怎么样）。信里叫我把照片转呈王永兴先生，并特别嘱咐我主动请求跟随王先生学习。带着这个任务，我找到了未名湖北侧健斋中的王先生家——一间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亦不为过的斗室。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位大学教授的家门并同老师亲密交谈。在王先生的鼓励下，我和同班的李志生、孙顺华加入了读《资治通鉴》小组，还获得了在图书馆213室自习的权利，同卢向前、宁欣、李鸿宾等学长结伴为伍，向他们请益，由此比较集中地学习了一段隋唐五代史，还稍许接触了一点敦煌吐鲁番文书。
对王先生，我一直心存愧疚：后来同侪诸位都在隋唐五代史方面取得了大成就，只有我以家境困难为由早早当了逃兵，实在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期望和关爱！记得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是王先生的常客，每一两周都要去烦扰他一次，报告读《通鉴》的情况，有时仅仅是去问几个字。他偶尔叫我帮他取一趟牛奶，或去海淀买二两茉莉花茶。有时候我们也在未名湖畔散散步，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在相处的过程中，王先生一直很关心我的生活，反复叮嘱饭要吃饱，应是见我长得很瘦弱，担心我的身体；有时他也讲一些学林掌故和自身经历，提到的人和事，有的我还记得，包括陈寅恪、季羡林如何、如何？如何在姚依林副总理的帮助下建立敦煌学？他自己在抗战期间怎样从东北流亡到北京？以及后来下放到山西的事情，等等。40多年了，我一直忘不了先生在健斋的那间房子，很有画面感：一张旧书桌，一张旧床铺，两三把椅子，靠墙的书架上摆着不太多的线装和新式图书。此外就是冬天安在正当中、铁皮烟筒架空伸向窗外的那个煤炉了：炉面的长嘴壶“咕咕咕”的响，不断冒出蒸汽，混合着燃煤的烟尘和气味，弥漫满屋，一束电线吊悬着的那只白炽灯泡总是潮潮暗暗的样子。几十年来，每当陷入某种困顿，我总会想起王先生和他的家，似乎那里有着帮我耐受重压和渡过苦厄的力量；有时静夜省思，我对自己作一番灵魂拷问：我也当老师了，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职责，有没有尽到本分？不要说对本科生，就是对自己名下的研究生，我能做到像王先生那样吗？
学习兴趣稳定之后，我选修过王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专题课和史料课、张广达先生的中晚唐政治史和唐代西北史地。隋唐以前的课程，选修过田余庆先生的秦汉史专题和东晋门阀政治、祝总斌先生的中国宰相制度史，还有“女神”教授郭心晖先生的中国历史文选、《左传》研究等等。当年诸位老师，研究分擅领域，教学各展风姿，让我在“筑基”阶段获得了不同的教益：由郭先生明白需要熟读经典，由田先生领略如何见微知著，由祝先生感受何为条理畅达，由张先生知晓史地原是一体、应当广闻博识，等等。但我竟然没有选修过吴先生的课！具体原因已经不记得了，因为一向不太喜欢政治制度史吗？如今想起，甚是遗憾！
前已提及，是国刚先生制造机缘让我亲近了吴先生。应该是在1983年夏天吧，国刚先生游访北大，先同七八级的几位学长做了交流，然后带着我到吴先生府上拜访。记得那天他们执手言欢，纵论唐史，甚是融洽。因我在座，他们自然提及了我的学习，请吴先生指导毕业论文好像就是国刚哥的建议，我自然乐意，还拉上了同班关系要好的小五（郭世平）。我与吴先生的特殊师生缘分就从此结下来了。40多年前的那个情景，和后来相处的点点滴滴，时常浮现在眼前。
我挨了吴先生的狠尅（北京：北大38楼）
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唐肃、代、德时期的剑南西川》。因在读《通鉴》过程中发现剑南（特别是西川）这个地区，无论是作为避乱后院、财赋重地，还是在边疆防御和民族关系方面，都具有十分特殊的战略地位，区域内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历史情势也很特别，不少地方、事件和人物例如维州据守、韦皋治蜀、刘辟叛乱……都非常引人注目，不但直系唐、蕃、诏三方军事角力，而且牵连牛李两党政治博弈，乃至攸关李唐王朝生死存亡。因有这些朦胧想法，我提出想做唐代的剑南西川，吴、王两位先生都肯定这个选题。我自知一时没有能力驾驭很多问题，就决定先做肃、代、德三朝。若是接着上了研究生，我大概率会上溯下延、继续做下去。
最集中地亲受吴先生耳提面命，就是在他指导我做这篇论文期间。那时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和指导都很认真，老师们虽然忙碌，但不像现在这般忙得脚不着地，平常他们会花些时间走访学生宿舍，与同学们榻上聊天，毕业论文写作阶段师生交流自然更多。在半年多时间里，我们同先生长谈的次数应不少于十次——有时在教研室，有时在先生家。光是在他家蹭饭就有几次，有时我一个人，有时和小五一起。
最让我记忆深刻并且终身受益的，是先生对我的一次当头棒喝。先生的性情非常温和，平日菩萨一般慈祥和蔼，脸上总是漾着笑意，但那天他带着改得满篇红色的我的论文初稿，气冲冲地跑到38楼宿舍，当着一屋子同学的面把我狠狠地尅了一顿。惹他生气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我像流水账一样堆砌原始材料，然后简单复述一番，很少分析讨论，像是在编写讲义而不是撰写论文；二是我模仿陈寅恪的行文风格，不伦不类，语法错误，文句不通。我知他是真的恼了，但那时年少气盛，又有周围同学满脸同情或讪笑的神情如针锥扎脸，一向胆小恭顺的我居然回怼了一句“陈寅恪就是这么做的”。这让他更加生气，大声呵斥说：陈先生可以这么做，但你不能！如果不改，将来没人读你的文章！
回想起来，当时我不服气好像有个特别原因。我在前一学期选修过另一位吴先生（吴小如）的《历史文献选读》，课程论文得到了一个大大的好评。记得题目叫做《刘伶<酒德颂>读论》，大体想法是：魏晋政治风云变幻，生存环境险恶，文化精神颓废，文人士子或以酗酒沉醉为避祸偷生之策，刘伶即是典型。文章从商山四皓的高蹈行止，扯到西方嬉皮士的颓唐做派，十分刻意地模仿陈寅恪先生的行文风格。批阅文章的老师似乎挺欣赏，给出了很高的评语，大意是说文章夹叙夹议，有理有据，颇有新意，说明研究、写作颇见功力。为此我暗自得意了好几天（所以现在还记得呢）！何以那位吴先生相当肯定，而这位吴先生一改常态地示现菩萨怒相，不留半分情面地呵斥？一时我真的蒙了，挺有点儿难受。但先生终究是最仁慈的，大概为了安抚我的情绪，最后给我打了一个相当高的分数。其实他可能更欣赏世平的论文，不只一次跟我说小郭发现了真问题。后来我消化了很长的时间，甚至直到自己也身为人师之后，才真正明白恩师的那份良苦用心。
凡人之性，都是乐意被肯定而非否定：位尊年长者享受他人的奉承，青年学子们希望受到老师的表扬。但大量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更能促人上进和行稳致远的不是奉承和表扬，而是批评与警示。我很庆幸当年曾经受到先生严厉批评，也一直记着他的批评，后来我不再简单模仿前贤，遣词造句也尽量注意语法。我们这代学人，语言文字能力严重先天不足，就算当了教授，也不怎么合格，因打小没能好好读书，除了课本也没几本书可读。虽然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并且极其幸运地考上了北大，但当年所读既多文白相杂的民国论著，又多绕舌转筋的洋文翻译，我们根基浅薄，很难不受到诸多负面影响，故著作论文越写越多，而文句残缺、辞不达意、啰嗦赘重、聱牙诘屈乃是多发病、常见病，不能不时时警醒。我来自农村，情况就更加糟糕，连汉语拼音都没正经学过，一直很害怕读错别字、闹大笑话。因有这些自我认知，我也不怕丢面子，时常向同学提起自己当年的糗事，告诫他们每写一句话都要找找主、谓、宾语在哪里。惭愧的是，我终究没能改掉罗列、堆砌的毛病，虽然有时是故意为之——自己做的偏门、边角学问，史料比较生僻，多铺陈一些原始文献稍可节省学生查询、搜集的时间。但这样做终究影响观瞻，有几本小书即因此显得赘重、繁琐而招致非议。
吴宗国、刘念华夫妇
离校临行时的叮咛（北京：蔚秀园吴家）
四年大学时光，美好而短暂，做完毕业论文，就要天涯海角、各奔东西了。由于计划指标、分配规则等原因，我没有资格留在北京，而是去了南京，乡里老人笑言：你真的应了一句老话——“北京赶考，南京做官”。在他们的观念中，领工资、吃公粮就是做官。
我被派往的单位隶属农业部，驻地在南京。机构虽不大，来头却不小，是建国初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三大历史文化遗产研究机构之一（另外两个是文学遗产和医学遗产，都设在北京），也是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的国家队，学脉源于民国时期金陵大学的农业历史资料整理小组。
根据分配规则，我应该分回本省，当年可去的单位有安徽大学和淮北煤炭师范学院，能去南京是因为刘才赋、刘静两位江苏籍同学都考上了研究生，空下了那个指标，而最终选择去南京，是听从了祝总斌、张传玺特别是吴宗国三位先生的建议。有一天，已被分配事务搞得焦头烂额的班主任蔡乐苏老师一脸诡秘地笑着对我说：“祝先生找你。”我不明就里，依约前往二院，见到祝先生方知还是分配的事情，他受人之托找我“说项”。如果没有记错，那时他是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祝先生告诉我：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涂前熙书记和叶依能主任专程来系里招人，调阅了我的档案，希望我去他们那里工作。先生说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学术机构，两位领导都很实在，叫我认真考虑。此前我从未听说过那个单位，1980年代前期的中国，信息事业还很落后，我仓促之间难以查询所需资讯，一时犹疑不决。在发榜之前的那些天，同学们都很忐忑，相互打听，议论纷纷，空气中弥散着猜疑、期待、失落和兴奋。一天我跟同班的小胖（杨正辉）聊起南京那个单位，他居然知道！说张传玺先生对其学术成就非常推崇，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我没敢登门向张先生请教，而是立即去了吴先生家。
人世间的事情有时很奇妙，好像老天早就安排好了。那天我刚进门跟吴先生说明来意，正在里屋陪姥姥画画（记得是一幅梅花图，还让我欣赏过）的师母一听说我有可能被分到南京，旋风般的跑了出来，大声说：王利华你应该去，那是个好地方！然后就像竹筒倒豆子，列举了南京的一大堆优点：官话区，没有语言障碍；曾经是首都，基础设施好；大学多，很有文化品味。还说你是安徽人，饮食习惯跟南京差不多，气候也适应；离你老家近，水陆交通便利……总而言之，言而统之，哪儿哪儿都好！听着听着，我终于明白了：吴先生就是南京人，父母和弟弟一家都还在南京，师母这是“爱乌及屋”呢！
吴先生笑眯眯的，一直等师母说完，才示意我坐下谈谈。他首先肯定单位不错，是著名历史学家万国鼎等人创办的机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古国，农史研究很重要。他说自己读过那个单位集体编写的《中国农学史初稿》（那时只出版了上册）以及李长年、缪启愉、章楷等人的成果，专业性都很强，有许多专业知识。他建议我不妨先做唐朝农业，比较容易入手；还说王（永兴）先生新发表的关于唐代土贡和丝织业的论文都接近农史，可以先读一读。先生并没有代替我做决定，但他那么说着、说着，就等于已经把我定格了，我也就不再犹豫，最终做出了决断。那次俩人谈了挺长时间，算是我离校之前的告别，也因此顺理成章地在他北京的家里蹭了最后一顿饭。
本来我还嘀咕：先生会不会拿毕业论文的事情再敲打我一回？但他居然只字未提，而是提出了新的学习要求，总的意思是文史哲不能分家，要想成为一名好学者，就一定要努力提高综合素养，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把语言文字能力提高到文学本科毕业生水平，把理论水平和思辨能力提高到哲学本科毕业生水平。对于他的要求，我一直铭记于心，只是后来渐渐明白：为了让当时的我容易理解和接受，他以如此浅白的方式提出如此具体的目标，背后的事与理远不那么简单。
毕业后我只去过吴先生在北京的家两次。其中一次，他正同山西来的阎守诚先生商讨合写唐玄宗传记（后来出了几个不同书名的版本）。就在那次，我领略了吴先生的别样风采。记得那天两位的讨论很热烈，都是眉飞色舞，尤其是关于少年李隆基的那一段，先生来回踱着步子，喃喃而语，偶尔还发出“咝咝”的声音，神情甚是激越，似乎在沉思、推敲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突然抃掌大笑：“欢乐小王子，如何”？接着陈述了理由，大意是说：武周时期，李唐宗室或死或流，几近覆巢，人人自危而不可终日，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成长，三郎李隆基却因祖母特别器重过得相当逍遥。读过那部传记的人士定已发现，第一章的题目是“厄运中的王子”，而非我当初听到的“欢乐小王子”，意味似乎完全相反了。不知二位先生经过几番沉吟、出于何种考虑改变了原先的想法和话语？我很荣幸曾经亲见（很可能是唯一见证者）这部精彩传记的最初孕育，并从中初步感受到唯历史学家“食髓知味”独能品出的那份艰辛与喜乐。
如家人一般相处（南京：竹林新村吴家）
在我离开北京之前，先生告知他们一家暑期要回南京省亲，约我在那里见面，为此我特意提前从宿松老家赶赴单位报到。那个单位曾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家农业历史专门研究机构，全称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即今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具体地址在南京中山门外卫岗南京农学院内。由其古怪的名称大致就能猜到，那个单位的隶属关系相当特殊，后来听同事们戏言：我们有两个老子管着。抵达南京、办完诸项报到杂事，我即按先生给的地址寻找吴家。那时通讯联络相当不便，极少人家装有电话，我一番打听，始知他家所在的竹林新村就在中山门外，距离我们单位还不到1公里！因无法事先预约，我就直接闯进家门，吴先生他们果然都已经到了。离别不过月余，再见先生和师母，那种心情就像初嫁女子见到了娘家之人，自然非常高兴！
当然要留下来吃饭了。就在那天，我认识了吴先生在南京的全部家人：爷爷，80多岁，中山陵园离休干部，陵园筹建时期就在那里工作，直至离休，平常喜欢阅读，偶尔接受咨询；奶奶，80多岁，退休教师，日常家务都是由她操持；叔叔吴宗民，40岁左右，在一家国营厂担任工程师；婶婶，约40岁，是一家国营商店的售货员；叔叔的女儿，10来岁，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活泼可爱，正在上小学。先生一家气氛极是融洽，总是笑语满屋，给我的感觉如春风一般和煦。
没有意外，先生和师母向我询问了单位的情况。因为刚刚报道，我所知甚少，因此无法报告很多。重要的是先生对我说：你刚刚毕业走进工作单位，还有一个“断乳期”，要尽快熟悉情况，适应变化；还特别叮嘱我平时手眼要勤快些，多看、多问、少议论。快40年了，他的那番教导我还记忆犹新，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与先生夫妇还在南京见过多次，有时在暑期，有时在寒假，得蒙先生继续对我进行各种教导和提点。有一年暑假，先生跟我谈了挺长时间，告诉我王先生新出了《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嘱我好好读读。好像就是那次，他跟我讨论了若干专门问题，包括唐代的人口、生产力状况和农业经济水平等，说“安史之乱”前人均原粮拥有量可能达到900斤，高于1980年代的水平；他还提到胡戟先生关于“耕三余一”的见解，并由此谈到唐人的营养、寿命和体型等问题，认为应该做些综合性研究。还有一次，是在春节寒假期间，我还把女朋友（现在是老伴儿了）带到吴家拜见先生、师母和爷爷、奶奶，就算是见家长啦。拙荆对那次见面印象很深，后来还时常提起。
我与先生一家，相处如同家人，家长里短无所不谈。记得有一次，爷爷提起一位做园艺的老师，说多年前曾有业务联系，问我认不认识？我回答爷爷说：我知道此人，现在是什么、什么情况。叔叔接着插话，说他们单位有位同事的爱人也在南农，我也说知道。吴先生听闻，来了兴趣，说你知道的人还不少。我告诉先生：南农本就不大，我还是单位分房委员，多次参加讨论、投票，每次分房都要搞大排队，张榜公布职工的单位、职称（职务）、工龄、家庭人口和现住房面积等等信息，所以我确实认识不少人。没有告诉先生他们的是，我之所以干起分房委员，是我曾因准备结婚的家具无处可放，撬锁抢占过一间集体宿舍。原先住在那里的兄弟也是“非法占领”，因关系要好，他在搬走之前就告诉了我。不料房产科长（那时的房产科长权力很大，聪明人都会跟他们搞好关系）得到情报，就把我呼了过去，先是强烈呵斥一顿，然后说要研究研究（烟酒烟酒），搞得我火冒三丈，与之激烈争吵起来，几乎拳脚相加，一直闹到主管校产的副校长那里。为了争取最起码的居住权，我被迫使出浑身招数斗智斗勇，最后是对方妥协，因为我当面列举其隐瞒并私授房源的事实，有名有姓有房号，他抵赖不了，只得给我一间——虽然破旧，好歹暂可安身。我因此事就在自己的小单位出了名，群众觉得我平日温顺、随和，但关键时候“兔子急了也咬人”，并且不依不饶，因此推举我为大家争取利益。当年不敢把这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情告诉先生，是既怕他担心、又怕他批评。如今回想此事，再联想到几十年来住房制度、住宅形势艰难而且巨大的历史变革，真是感慨万千！
大概有十来年时间，即使先生没有回宁，我也时常去看看爷爷、奶奶他们，通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家长里短的闲聊。再说，我很喜欢他们家的小白兔奶糖，尤其是沙质的那种。我是乡下长大的孩子，对城市风土习俗、人情世故几乎没有了解，只是感觉周围的人际关系跟老家乡里乡亲很不一样，只身在南京生活，举目无亲，每当感到心情落寞，遇到难以决断的问题，我就去向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他们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为人处世方面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教益，有些教益是来自很小的事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记得有年冬天跟奶奶闲聊，老人家一边陪我说话，一边织着毛线手套，动作很慢，但在说话的功夫竟然织成了一小半。我有所感悟，就在信中告诉了先生和师母。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看望老人，奶奶一见面就说：宗国他们寄手套来了，说是你告诉他们的。果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件小事让我很是动容，深切感受到了先生、师母的至淳至孝。后来参加国刚哥主持的《中国家庭史》编撰，在观察、思考古代“孝道”问题之时，脑子里还闪现过当年的那件小事。
1990年前后，由于工作生活不顺，经济极度贫困，情绪低落抑郁，连年大病不起，齐凑的多种负面因素让我经历了此生至暗时期，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因这境况实在不堪，我就没有再去吴府探望，吴府乔迁新居，两位老人仙逝，都是多年以后才听说，甚至跟先生之间的通信联系也一度中断了！如今想起，依然深感愧疚和自责。
为庆贺先生80大寿献联（北京：某餐馆）
想想还真是神奇。我南北兜转、苦乐往还十几、二十来年，最后投奔到了国刚先生门下，博士毕业当年即举家迁到天津，从此在南开安身立命。后来国刚哥移席去了清华，他家公子成了我的北大校友，我的孩子也上了南开，而两家夫人都在南开工作、直至退休。我们两家一起，就是西南联大聚会。
正因来到了南开，我得以同吴先生接续前缘。2000年，教育部对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进行建设评估，先生作为评估专家莅临指导，我则受命上下张罗，前后跑腿。多年不曾谋面，此时再见恩师，真是百感交集！因评估安排紧凑，我没能同先生长谈，但留下了他家电话号码。就是间隙中的片刻交谈，先生也能为我释疑解惑。当时国刚先生正在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研究丛书》，因为没有充分自信，我颇犹豫是否马上出版自己的博士论文？吴先生对我说：书是改不完的，难以尽善尽美，你应该先出版，将来发现问题可以修订再版。他的几句务实提点打消了我的顾虑。
来南开一晃又是20多年，京津距离很近，自有城际列车，交通更是便捷，但我竟然几乎没再登门看望先生、师母（好像期间去过一次），只在重要年节打电话问候一番。每次通话，他们都是一如继往的充满关爱，先生言简意赅，师母则是仔细询问、反复叮咛，有一次她建议我练练书法，认为那是一种很好的修身养性方式，不知不觉地，竟然聊了近两个小时。或因他们早已知道我的尴尬境况，先生、师母对我的疏阔不敬从不曾有半句责备，相信我在他们心里就是一名无论多么不肖都可以被包容的门生，而我也早早地加入了吴门弟子微信群。
每次打通电话，听到那头传来浑厚、爽朗的声音，我都很是心安，知道先生、师母都很康健，总想着后面有的是时间去看望他们。去年夏天，陡闻先生魂归道山，我完全无法接受，惊愕、悲伤、后悔、自责一齐涌上心头！先生性情恬淡喜乐，家族遗传有极优秀的长寿基因，与师母伉俪情深，经济条件优裕，而当今社会医疗保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内外一切条件都支持他成为一名百岁寿星，从未料想他老人家竟然走得如此急促！这般决绝！
最后一次亲见先生，是在他的八十寿宴上。那是一次难得的同门聚会，由后滨他们精心组织，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也出了一份微力。联络过程中，后滨说正向大家征联为先生寿，我觉得很有意义，因此谨遵其命，搜尽肠肚拟出一联：
吴门竹苞，念报宗师四纪执鞭咸通正道
燕园松茂，华章国士八秩秉烛贞观盛唐
我的知识严重先天不足，连拼音都读不准，平仄四声更是不懂，作文码字做到语句通顺已是不易，哪能遵守格律做出一幅庄重典雅的寿联？上面的那两行字，行家一看便知乃是强力拼凑。不成想它竟被师兄弟们选用，且幸得师母首肯，还请专人书写和装裱。我有自知之明，不会因此过分得意，但多年疏于问安的愧疚总算得到一点弥补。寿宴那天，我从天津匆匆赶赴现场，不仅迟到而且早退了，师母命我说说寿联的意思，因当时既匆忙又热闹，我没有说清楚，这里想就其中涉及的时、空、人、事做些说明，重点解释隐含其中的“两京旧事”，向大家补个交待，更表达对恩师的深深怀念。
联中的空间是“吴门”“燕园”，南北相对。“燕园”毋需解释，“吴门”既指姓氏，也指地望——唐人对家族门第和地望都极其重视，史家习知。先生姓吴，江苏南京人，祖籍如皋，广义上都属“吴门”。但这里更是指我们这个以先生为核心和灵魂的学门——赴宴诸生都是“吴门弟子”。
联中的时间，以“四纪”“八秩”分述先生的教龄和年龄。旧时以10岁为一秩，12年为一纪。先生是1934年生人，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坚守三尺讲台40余载，1999年退休后仍然离岗不离教，称其“四纪执鞭”并非虚报；他专攻唐史，终生不移其志，正如松竹不改柯易叶，不变色移性，耄耋之年犹笔耕不辍，提出许多真知正见，终成一代名家，赞其“八秩秉烛”，没有半点夸张。
联中的“贞观”“咸通”，是唐朝的两个年号，原本也是时间概念，我特取作动词使用。“贞观之治”政通人和，世道清明，拈取“贞观”入联，既明先生“坚贞”之志，亦赞先生“正观”之识，自从立志探研唐史，始终追求历史正见，笔耕不辍，老而弥坚。他的论著我没有全都拜读，从已经学习过的那些，我知其制度评说持重端方，人物臧否允执厥中，从不矫揉造作、耸人听闻，足为吾辈楷模。
“咸通”乃是懿宗年号，拈之入联是否以文害意？我当初颇存忧疑。因咸通时期大唐帝国已是日薄西山，史事名物可称者不多，遍检文献仅得三事：一是咸通四年樊绰著《蛮书》（有《云南志》等多个书名），是最早专记云南地理、民族、历史、物产、交通、风俗的重要著作；二是咸通九年王玠敬造《金刚经》，是迄今所知最早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三是咸通十一年桂阳监铸造“咸通玄宝”，号称“唐钱第一珍”。时俗重财轻文，世人对前两者少有知晓，对“咸通玄宝”则是谋夺者众，据说一枚竞价高达百万，赝品流行天下，着实令人慨叹！后读韦庄《咸通》诗，觉得甚具警世意义。我辈学人，肩负光大学术、传承文明之责，俱应谨遵师教，节制物欲，行走正道，是取“咸通”连缀“正道”之用意。
联中的物象，由“竹苞”“松茂”起兴、比喻，引出若干事项。二者典出《诗经·小雅·斯干》，其中“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寓意子孙繁衍、家族兴旺。随着历史发展，文明演化，“松”“竹”这两种遍布南北各地的常绿植物，经济用途逐渐广泛，文化意蕴更是不断丰富，是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精神符号和人格象征，后面的“念报”“执鞭”“华章”“秉烛”诸项，都是由它们生出的意象。竹子方面，古有湘妃（一种茎秆长斑点的竹子）念君、竹报平安等情感意象，故取以表达对恩师的“念”和“报”——感念先生惠施恩泽，报答先生指引人生，他的谆谆教诲让我们“咸通正道”，不走邪路。“执鞭”的字面意思是执教，“鞭”即教鞭，但其背后既有自然的基础，又有历史的掌故。竹子的地下茎名叫“竹鞭”，坚直而有硬结，古人多取以策马驱驰，故汉语有“鞭策”一词。松树方面，苍松挺立，枝繁叶茂，百岁芳华，自古用以赞誉饱学之士坚贞、高洁的品行。至于它的物用，古人常取松脂照明，或直接用松树枝杆点火，即“松明火”；古代主要书写材料之一的墨，曾经大多是取松烟研制，故翰墨丹青与松树林木有着深广渊源。但宋代以后，人口增多，文化下移，社会对墨的需求日益增加，大量制墨不断消耗松林资源（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已经提及），人们不得不逐渐采用其他材料制墨。
总括先生一生，传道授业，诲人不倦；坚持正见，洞察唐史，品德操守，犹如燕园青松、吴地翠竹，真国士之风。但我取松竹为誉，固是因袭古人，亦是基于事实：燕园多苍松古柏，众人皆知；众人不知的是，先生在南京的家，即前面提到的竹林新村，就在大片竹林环绕之中。那里万竿修竹，四季弄影，一阵清风徐来，满村“沙沙”盈耳，极是雅致动人。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竹与中国文化》（《文史知识》1988年第10期）即由此景触发；后来撰写《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一书，那里的风物景致也不时地浮现在眼前。
联中的人当然是最重要的。毫无疑问，联的主旨是赞颂先生教书育人、精耕唐史的诸多功德。但我特意在联中嵌入了先生夫妇的名讳——宗国、念华，既为增添幽默喜气，更是赞美他们伉俪情深，相濡以沫，终生相伴，形影不离，果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一命意是受到元代管道升《我侬词》的启发。因有师母精心操持，先生安心治学，一生幸福。若非累世同船共渡，携手行善积德，岂能拥有如此福报？念及于此，我的心情亦稍平缓，不再过分悲伤。在此，我想代表众位师兄弟向师母刘念华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结语
我曾经在南开大学的一场毕业典礼上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说：教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拥有两个生命和两种基因：一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和基因，上承父祖，下延子孙；二是文化学意义上的生命和基因，上绍先师，下启后学。前者是血缘，后者是学脉。有时我们难以分清哪个更加重要。相信我辈学人，在自己的学术生命历程之中都有若干特别重要的人，在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之中拥有非比寻常的因缘，彼此交集的时空，共同经历的往事，无论南北东西，不管是大是小，即便时间久远乃至生死别离，亦是念念难忘。
以上拉杂讲述的“两京旧事”，是我与吴先生一家相处的点点滴滴。如今从记忆深处翻检出来，未必事事精确，难免出现空间错乱、时间折叠之类情况，这是口述史家亦感棘手的难题。但先生及其家人惠施予我的恩泽是丰厚而真实的，没有一样是凭空编造；我对先生的感恩和怀念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朴素、真切而不带任何夸饰。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同时也是一名新兴科学的追捧者，我既欲理解生命意义之厚重，又想知晓生命奥秘的神奇。我相信：师生情缘不会因为先生逝世而断灭，在某个科学正在积极探索的折叠空间和宇宙灵境里，我们敬爱的老师还在慈祥地注视着我们，督促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