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玲介绍（我的读书成长故事中文78｜张玲燕：我要读书！——一个年级与一个时代的故事钱江晚报2022-07-26 17:41钱江晚报2022-07-26 17:41)
□张玲燕1977年秋天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已经在黄岩县澄江区农村插队落户3年，此时正在当地小学做民办教师。尽管我心心念念盼着上大学，但当大学的考场向我敞开的时候，我胆怯了。我生于1956年，因了母亲是小学教师的方便，我1962年上学，读了4年就遭遇文化大革命。小县城从1966年开始“停课闹革命”，直到1970年才复课，五届小学毕业生一起涌进初中的大门。县城只有一所县级公办中学和一所镇级民办中学，而且县中学的校舍已被占用。当时的办法是，把两所中学的老师合并为一，同时在老三届中招收一批民办教师。征用孔庙庙产和民办中学的校舍，分两个校区实行半日制教学。在这样的速成班读了两年后，70届小学生继续读第三年的初中，其余四届就算初中毕业，而想继续求学的我，再次遭遇失学的痛苦。我大哥1969年支边到内蒙古，我和二哥同时初中毕业，按规定必须有一个去支农，另外一个才能安排工作。父母亲经过内心煎熬后决定，留下二哥，送我去乡下插队落户。但这个决定遭到了我的坚决抵制，我明确表示必须读完高中才能下乡，因为，没有高中的文凭，我以后怎么上大学啊？——我的几个堂哥堂姐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读高中上大学，这是我童年唯一的梦想！
1972年春天，桃花灿烂，我失学了。好在当时小城的上山下乡已是强弓末弩，我暂时没有下乡，却因为被定位“支农”而失去了上高中的资格。开学后，我每天一早就站在面街的门口，目送捧着书本从我身边经过的学生，下午快到放学的时间，我又早早地站到门口，看着他们从我面前说笑而过。我妈妈怕我憋出精神病来，一年后帮我找到了城东一个公社的中心小学。学校先是在6年制小学的基础上办了初中部，又在初中部的基础上再“戴帽”办了高中班。里面的老师，好像除了一个因为台特嫌疑而被驱赶到这里的中学语文老师外，其余全部由原来的初中老师担任。但这样的学校于我就是神仙福地了，我就在这里插班读高二。一年后，1974年春天，我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然后就下乡插队落户做了知青。
1977年秋天，高考报名，但这样的中学文凭，让我心中对考大学没了底。在公社中学读戴帽高中时，大家都想着毕业时高考也许能恢复正常，凡是有点关系的就转到了区中学或县中学，有一个女生在转学时狠狠地撂下一句话：在这样的地方还想考大学？！——这样的戴帽高中出来真考不了大学吧，何况我连戴帽中学都没有读完整？犹豫再三，最终我选择了报考中专。1977年高考、中考都有初试，初试考场就设在我读高中的学校，监考的是我的化学老师。考完后老师说，数学全对，语文多少分你自己估摸吧！有台特嫌疑的语文老师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像个祥林嫂似地嘴里反复就一句话：你怎么会去考中专的？你怎么会去考中专的？我说，我和弟弟同时考，我妈说女孩子年纪大了，考个中专回城就行了。其实我没有告诉老师，我出身于一个“黑五类”家庭，外祖父一脉在大陈岛，当年岛上的亲戚们，有钱的“渔霸”自购机票飞去了美国，没钱的渔民每人领两块大洋漂到台湾。黑五类加上“美蒋台特嫌疑”，无异于雪上加霜。1974年下乡时，好多知青直接选择到下乡插队的地方当民办教师，这样户口下去了也避免了强体力劳动，知青民办教师仍然可以推荐上大学。但我想，我是一个“可教育好子女”，日后我必须拿出比别的知青更雄厚的资本才能竞争到上大学的机会吧？所以我放弃了当民办教师的机会，像一个男劳力一样整整劳动了3年。以我92斤重的身躯，我挑过180斤重的担子，插过可以排到天边的秧苗，扛过数不清的桔篓，下过生产队所有的水田。我的工分从开始的4分，上升到8分，——队长跟我说，你完全可以拿10分，但你就养一个人，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只能从你这里刨点便宜。除了参加田间劳动，农闲时我也绝少回家，三年里有两个春节在农村度过。我在大队会场上给前来开会的社员们讲故事、在公社会场上给前来开会的干部们讲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在政治夜校给低年级的青年扫盲、带领高年级的青年学理论；组织文宣队排练节目去县城演出，带领武装民兵上疏浚河道工地挑泥土，和女民兵一起从三八大盖到半自动步枪，我们从卧姿射击练到跪姿射击，百米内打过气球、砖头、啤酒瓶，拼刺刀、急行军……我这样投身农村，就是为了给自己搏一张“可教育好子女”上大学的通行证。
插秧田头遇上下乡巡视的县委工作组（左二）。
在誓师大会上汇报演出（前排右二）。
女民兵班合影（后排右三）。我似乎已经达到了目标，两年后我已经是四野八荒的知青标杆。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1976年冬季最后一届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我被戴上了“揭批查‘四人帮’运动中表现不积极，思想有问题”的帽子。公社书记表态暂缓推荐，先查问题，大队书记送完儿子上大学回来给我定性说：“查无此事，不入档案。”真的不敢告诉这位慈父般的语文老师，经过三年削骨锉皮撕心裂肺的疼痛之后，1977年9月，我终于承认我是“不可教育好子女”，终于放弃推荐上大学的梦想，带着劳动落下的伤痛做了一名小学民办教师——既然上不了大学，那就一辈子守着校园吧然而命运好像跟我开了个玩笑，三年劳动盼大学，大学犹在九重天。一朝任教回校园，高考就在眼面前——就在我站上小学讲台没多久，传来了恢复高考择优录取的好消息，心灰意冷又来不及任何的准备，仓促中我选择了考中专。非常意外的是，1977年正式考试后，我和弟弟双双落榜。更加意外的是，那年考中专的作文题是“战斗”，而我的作文《战斗》却被当做“满分作文”在坊间传抄！其实下乡后除了大批判文章，除了流水账般的日记，我基本上没有写过像样的作文。但农村数年，毕竟生活题材很丰富，考场上看到这样的题目，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身边的生活。在当年“抓革命促生产”的斗争中，我所在的大队、公社、区乃至县里的主要领导，确实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了抓生产上，再加上我所在的大队本身就是多种经济综合生产区，所以那几年经济收入明显比别的大队要好。这些我亲身经历的题材随手可拈。体裁呢？我首先想到了我要写的战斗，不是一般意义上兵刃相见的战场，而是战天斗地的生产劳动（当然也不乏与人斗），从辨析字义入笔，我很自然想到了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那篇文章我倒背如流啊！几乎没有什么犹豫，我提笔就写，洋洋洒洒写到最后，好像用这样一段话结束：“亲爱的朋友，看到这里你一定会和我一样地理解，这是一场战斗吧？是的，这是一场战斗，一场流汗不流血但比流血更残酷的战斗。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当时华国锋执政）的领导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场战斗必将继续进行下去并且无往而不胜！”打上惊叹号我感到有一种兴奋过后的疲惫感，懒得看第二遍就交上了卷子。后来作文被阅卷老师手抄出来，说看到了一篇两报一刊社论一样的作文，看字迹看文气好像是男生写的，50分满分的作文，给了我48分。文章传到我们公社老师手中，我一看，这不是我写的吗？没有想到戴帽高中写出来的文章也能被人看好，这一下我有了一点信心。既然考不上中专，那就——索性考大学去吧！身为小学民办老师，每周24节以上的课程，进高复班不可能，补习高中课程完全是妄想。但中考的“满分作文”，给我这个从来没有想过读文科的考生动了考文科的念头，而且，我戴帽高中同班同学曹官法在77年考上了杭州大学中文系，也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妈妈的同学，杭州的严阿姨给我寄来了学军中学的三份复习资料：政治、历史、地理。我自作主张，放弃语文、数学、外语的复习，专攻政治、历史、地理三门课。我的住处在村西头，小学校在村东头，我每天早晨从西往东背历史，每天傍晚从东往西背地理，每个周末村口约上邻村的知青，两人一路从乡下往城里背政治。村里人见我走路两眼发直口中念念有词，都说我有病了，好心的大妈们甚至还劝我进城去医院看看。我当然没病但我也没有办法啊，如果预先能知道77年恢复高考，打死我也不会来当民办教师啊！那样我就可以回城好好补习我心爱的数理化，但现在我做了民办教师，1977年邓公主政以后猛抓教育质量，当时全国掀起听课潮，本公社的本校的互相听课不要说，隔壁公社、别的区、甚至别的县的老师们都会主动来联系听课（我们也一样四处听课），而我，就成了我们学校的“被听课专业户”。因为我有几个被听课的有利条件，首先我年轻是个女教师，其次我是个新教师，三是我会讲几句普通话，在当年闭塞的台州农村，会讲几句普通话的老师站讲台就有几分天然优势。我们校长很有“战略眼光”，推我出来讲课，他攻守自如。我要是讲好了，他就跟人吹嘘：这是我们学校培养的新教师，上讲台才几个月。我要是讲砸了，他就跟人解释：这是我们学校的新教师，上讲台才几个月。当然他有恃无恐又锐意进取，召集了几个资深老教师帮我备课。我所在的学校是公社中心小学，有好几个解放前的师范毕业生，和我同上四年级语文的平衡班老师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民办教师。他们的普通话不好，但专业水平杠杠的，做我的指导教师绰绰有余。所以77年这一年里，白天的时间我基本上都用在了教学上，复习备考只能利用早晚路上这点时间了。
四个知青民办教师在天台国清寺隋梅下合影（右二）。相比较于复习的紧张，其实心中的压力更大。1977年我们公社三个女知青参加考试，我中考落榜，另外两个参加高考也失败了。两人中其中一个和我同姓，初中我们两个是同一校区仅有的持全优成绩单毕业的学生，被老师戏称为“双张”。后来我失学，红二代的她顺利进入县高中，依然以神话般的全优成绩毕业。1977年她的父亲进入了“某某体系学习班”，她也是不可思议地高考落榜。和我一起背政治的程同学倒是有幸参加了1977年的体检，但政审仍然被刷下来，她当时发疯似地到处追问原因，有知情者告诉她，因为在她的档案中，对她当中学老师的父母在“文革”期间的定性有：“说过错话办过错事”这一条。1978年我们三个人继续复习备考，也许北京的暖风已然吹拂，我们心中也希冀冰河会逐渐解冻，但民间一直经验性地认为，1977年的高考中考除了成绩，还有三道关，第一道是报名关，第二道是体检关，第三道是政审关。坊间不相信“双张”1977年的考试成绩会不好，他们坚信我们是体检前被恶意刷掉了。以此类推，坊间坚信我们三个人1978年的高考成绩肯定不差，但也肯定上不了大学，因为，我们肯定无法通过政审关。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首先必须考出好成绩来，不能辜负民间对我们的评价，不能辜负江东父老乡亲，政审能不能过关的担心倒放在了其次。虽然备考彻底放弃语文复习，但我写过一篇作文。那是全区民办教师摸底考试，考之前全区进行了教学大听课，由区教办组织听课力量，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篦头发式的听课，就是说，如果一个公社100个老师，听102节课，每个老师听一节课，最差的老师和最好的老师再各听一节课，然后全公社教师集中起来讲评。亏了老教师们的言传身教，我这个被听课专业户作为我们公社最好的老师被听了两节课，想不起来做总结的时候因为什么事情，我没有去公社开会。反馈回来的信息说：全公社唯有我教的班级作文没有一篇是雷同的，也唯有我给学生的作文百分百写批语而且和学生反复互动等等。有了这样的评价，再加上我考中专的作文已经名声在外，那次摸底考试老师们对我的作文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结果很出他们的意外，给我的评价是：散文的结构，小说的语言，写得不伦不类。
高考前和同事在小学校门前田野上留影。终于忙到学期结束，离高考还有10来天时间，真的头悬粱锥刺股地进行考前最后冲刺。天气很热，房东的凳子很粗糙，屁股都磨出了水泡。楼下的乡亲们心疼我，时不时喊我下去帮他们绣一朵花、织一圈网、帮助收个辣椒什么的，这就算是我的课间休息了。临考前两天，回到县城熟悉考场，和我同一考场的主要是西部山区一个中学的应届生。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二楼遇见隔壁公社的一个男知青，坐在教室门口走廊的地上，身边堆着四本《红楼梦》，说：肯定考《红楼梦》肯定考《红楼梦》，毛主席说的，《红楼梦》要看五遍。我一下子心拔凉拔凉的，《红楼梦》我虽然看过很多遍，但从来没有想到会考它啊！好在卷子发下来粗粗看了一遍，没有《红楼梦》！做完语文卷子还有半个小时，舍不得提前离场，我就趴在桌子上数作文缩写部分的字数，结果发现比要求多了几百字，我又懒得全文精删，就把最后一部分的“措施”部分全涂掉了（后来才知道这部分有得分点的，我要更懒一点啥都不动就好了）。上午考完语文，监考老师就对我另眼相看了，下午考历史，招生办的一个老师来巡视考场，站在我身后看了一会。交卷的时候，监考老师悄悄告诉我：巡考老师说你前面十道简答题全对。考数学那天特轻松，试卷拿到我随看随做，那道25分的平面几何我直接跳过，很快就看到了最后的附加题。我兴致勃勃地开始解题，监考老师急坏了，几次三番以各种形式提醒我不要做附加题，有时间到前面去能拿几分是几分。但我不听，我本来就打定主意不拿数学分的么。最后一个下午考英语，吃过中饭，当初中英语教师的大嫂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简单说了一下单数复数、陈述句疑问句什么的。上了考场，15分钟后考生纷纷走人，半个小时后监考老师告诉我，整个学校所有考场就剩下我一个，老师说你慢慢做，我陪你到最后。但我没有熬到最后，那个和我一起背政治的程同学从城南的考场来到城北的考场，一路呼喊着我的名字寻到二楼，敲着窗户让我放下试卷不要考了。老师赶都赶不走，我就提前半小时交卷，结束了我的高考。高考结束后整整一个星期，我基本处于瘫痪状态，除了吃喝拉撒就是睡觉。然后就等到了一个惊喜，我的高考成绩在县里仅次于一个老三届(那是个66年毕业的老高三，当过高中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老师，他后来去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供职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可惜英年早逝)。区教办也知道成绩了，大家开始担忧我政审能不能过，已经有领导跟我妈妈说，如果此次政审还是不能过，他们考虑调我担任区中学语文教师。但此时我已经陷入了一个恐慌之中，县招生办的老师从杭州带回首批参加体检的10名考生名单，里面没有我。因为有77年的失败，我们都怀疑是不是又有猫腻，我妈妈为此跑到地区招生办，确证我的试卷肯定送到省里复改去了。与此同时县招生办也发现了其中的诡异。西部山区那个和我同一考场的中学里有一个女生名字出现在10人名单中，他们学校老师欣喜若狂之后觉得不可思议——那个学生平时成绩很差的。招生办老师安慰我妈妈说：可能名单有误，我马上回杭州，而且，第一批没有也不要紧，要扩招了，不止就这10名。隔两天那老师果然带回了第二批扩招的体检名单，还有第一批正确的10人名单。原来当时还没有计算机，招生办老师也是急考生之所急，以手抄的方式提前拿到名单，但抄错了一个号码，偏偏错在我这个惊弓之鸟身上，那两天又一次经历了茶饭不思惶惶恐恐的心理体验。9月份我回到小学校上课，方才知道我在城里为10人名单惊慌失措的时候，我的同事们正在乡里为我的高考成绩而狂欢。老师们首先为我松了一口气，继而为大听课中把我评为全公社最优教师而开心自己有伯乐的眼光，而后诧异我民办教师摸底考试那篇作文为什么不咋的呢？据说他们翻出我那份试卷再看了一次，说好像看出了一点味道，又讨论应该给我往上加多少分——其实那篇作文并不写实，内容情节是我当场虚构的，主要元素有月夜、小桥、树影、两个女孩子在桥上抒发人生理想，对话用词比较隐晦。这一方面因为当时是民办教师摸底考试，考场上没有压力，我的思绪随意飘散，另一方面当时我已经听到了坊间关于78年政审我们依然不可能过关的议论，心情有些压抑，所以文章比较小资——这大概给看惯了我中考作文风格的老师们一个意想不到吧。
1979年同寝室女生合影，左起：孟丽珍 张玲燕 林菊芬 金红 虞卓娅。
系排球队也是班排球队，左起：孟丽珍 张玲燕 叶晓芳 徐敏 金红 虞卓娅。值得庆幸的是，78年我们公社三个知青还有我弟弟都有幸参加体检。填志愿的时候，我报了杭州大学，弟弟报了浙江大学。程同学因为妹妹报杭州大学，她就报了浙师院。而我的同姓同学此时父亲还在某某体系学习班里，她也是身心疲惫不敢妄想，尽管已经知道自己成绩可观，她还是在普通大学栏里首填了一个当地的师专。多年以后，有知情人告知，虽然那一年中央规定高考录取放松政审关，但我们家还是受到影响。78年政审，我们姐弟两人，我顺利通过，但弟弟却被他们卡下，好像理由是：不能都让他们家的人读大学（我支边的大哥已经于1972年通过推荐和考试选拔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多亏浙江省招生办，看到政审表格后当即打电话给当地招生办，严肃告知，该生是本省理科高分者，这样的考生如果政审不合格，当地招生办必须写出专题报告由招生办主任自己送到省里，当面汇报。强劲的东风终于吹到小城，坚硬的冰河终于开始解冻。1978年10月我和我弟弟有惊无险地分别进入杭大和浙大。我刚初中毕业的妹妹那一年考了高中又去考中专，结果先被县高中重点班录取还当了班长，读了一个月以后，地区卫校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那时我和弟弟已经分别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们就劝妹妹不要去读中专，安心高中，准备大学。但历尽劫难的父母和亲戚们认为，1978年是个难得的好年份，谁知道以后政策会不会变呢，能读中专就读个中专算了吧，省得以后担心事。于是我妹妹放弃高中去了地区卫校。一年中一家三人考了四场而且每场都中——我们成了小城居民关注的新闻焦点。和我同考的另外两位知青这一年也都顺利通过政审走进了各自的大学。分手的时候，赴浙师院物理系的程同学送我一本红色封面的日记本，扉页上写了一首陈毅陈老总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我也回送她一本日记本，扉页上写了一段莫泊桑《人生》中罗莎莉的格言：人生，您可看见，它从来不像人揣想的那么好，也不像那么坏。去地区师专的张同学没有和我们做特意的告别，多年以后三人相聚，政绩斐然的张同学仍然不无惆怅地说：我当年的成绩，其实可以报考杭大化学系的。四十四来，回顾这条艰难曲折的高考之路，我经常有许多遐想：如果没有那场文化大革命，我应该顺利完成小学、初中、高中学业，有那么完整的知识结构，我会选什么专业呢？如果早一点承认自己就是“不可教育好子女”，我也用不着艰苦劳动三年，直接去当知青民办教师，我可能还会有时间补上那些数理化吧？如果我能预知邓公主政后77年就能恢复高考，我肯定不会去当民办教师，那样我也有时间走进高复班里……但我身边的朋友一旦知道我77年78年从考中专到考大学的逆行报考之旅，大多会说：中专没考上还敢考大学，你很厉害啊！其实没有什么厉害的，所谓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就当历了个劫，此后看什么都云淡风轻。【回音壁】黄仕忠：七七年考中专考不上，七八年实在没有办法，就只好考了大学，于是与这伙人做了同学。任晓岗：@张玲燕 憋不住先说一句：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千迴百转，你是个奇女子！张玲燕：@任晓岗 一点也不奇，就是有点倔强又有点傻傻的。[捂脸]。周羽强：加一句：不屈不挠、激流勇进、不让须眉。朱承君：“可教育好子女”的典范。——没想到是曹官法的高中同学。我与曹官法是仙居时的患难兄弟。@张玲燕 张玲燕：曹官法比我早一个学期，也是插班生。@朱承君周羽强：读张玲燕文中八幅配图有感：青春年华、田野芬芳、多才多艺、英姿飒爽。教书育人、苦寒梅香、笑傲风云、终成梦想。樊诗序：@张玲燕 见君第一面，便有路遇侠士的感觉。调整好了，呼哨一声或打个响指，以便闻风而动。——也是没憋住。[偷笑]。庄未央：所以建议玲改为凌。[呲牙]。王琳：什么叫飒爽英姿，张玲燕是也！朱承君：通过艰苦摔打，玲燕姐有了壮实的农村人身材，怪不得能挣八个工分，但能挑180斤的担子还是差点惊掉了我的下巴，记得尚建姐还是晓芳姐只能挑八十斤哦。[呲牙]。王琳：我也是家里的壮劳力，买米买煤球到井里挑水都是我的活，不过我只能挑五十。张玲燕，了不起！[强][强][强]。虞卓娅：@张玲燕 看了你文章，我好一阵感慨。你无论干农活、当民兵，都是一个难得的好手。写文章、教书，更是读书种子一个！你经历曲折，感情细腻，内心却异常强大！有幸与你大学四年同室，三年上下铺。四年中每每佩服你的学习和处事为人，但怪我自己，本来应该从你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的。张玲燕：@虞卓娅 你这么说岂不是让我无地自容啊？[捂脸]。我当时已经上天无路下地无门，那是被逼的。还记得刚入校不久，说起体育活动，我说我不知道排球怎么打，我没有见过排球场。你还不相信哈，我进大学之前真没有见过排球场啊！[捂脸]。陈建新：当年没见过排球场很正常，我也没见过，更别说打排球了[偷笑]虞卓娅：@张玲燕 没见过排球场你不是照样一学就会嘛！我们不仅是同窗、室友，还是系女排队友哦！还有，我们都是神枪手——你说的。[偷笑]。张玲燕：@虞卓娅 好像第一个学期，还是第二个学期啊，大礼堂有一个游园活动，还是你告诉我的，有射击。你说你会打枪，我说我也会，你说去试试吧，我说好啊，我们两个就去了。结果我们两个人都是三发三中，玩得好开心啊！[呲牙]。任平：@张玲燕 果然神枪手。[强][愉快]。张玲燕：@任平 游园活动玩的气步枪吧，真的是玩玩了，卓娅很厉害的，她是真正的海岛女民兵。[呲牙]。王琳：@张玲燕 首先是佩服张玲燕的意志，在那个无数不可能的环境当中，仍然拚尽全力去追求梦想，在这过程中硬生生把自己锻造成货真价实文武双全的铁姑娘，可是铁姑娘又如何？别人随便编一个理由，你的努力、你的汗水、你的梦想立刻成为泡影！多亏严冬过去春天来临，个人的才华才有萌发的空间。又一次感受到个人力量的渺小。张玲燕：@王琳 是啊，所以晓芳说得好，毕竟形势大过个人，如果没有时代的变迁，个人的努力只是汗水和泪水。尚建：我喜欢先看图片再读文字。这个习惯可能来自看小人书。沈卫东也许也一样，所以首先发现了第一稿中照片注解的左右全弄错了，立刻抓狂。[偷笑]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一段终究精彩的人生。要坚持读完高中才下乡，那是心中有理想的人才会坚持那样做。很佩服这么小小年纪就那么有主见。正是心中有理想的支撑：你承受岁月磨难，矢志不移地走向应该属于你的人生。当然了，中专考不上只好考大学，那体现的不是一般的才情。[呲牙]。张玲燕印象：灵气十足、坚忍而率真。张玲燕：@尚建 我真的真的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指出，我真的搞不清楚，面对一张照片，哪是左哪是右。[捂脸][抱拳]。其实我当时如果不坚持读完高中才下乡，初中毕业我就把户口迁到乡下去，我当年就可以进入澄江区中学，从高一开始读上去。区中学老师已经答应我妈妈的。我之所以坚持要读完高中才下去，其实有我的私心，我想我妈妈既然能够在我和我二哥之间作选择，我就怕把我户口放下去以后她就不管我了。[囧]。任平：张玲燕的聪慧，坚忍与直率印象很深。如果戎装，就是海岛女民兵的英姿。[强]。同时其明理，善良，持家又是陈某的幸福。[强][愉快]。樊诗序：@张玲燕 你那段看着他人捧着书本从面前走过，只能痴痴羡慕的经历我也有过。我甚至还走到学校墙根底下，倾听传来的朗朗读书声。所以我特别能体会，当时那种内心的哀伤。我也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我父亲曾经戴着四个白袖章，掛着大牌子天天去站街示众。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被“教育好”的冲动。原因就是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他一再告诫我们姐弟，不要跟着时代的指挥捧走。尽管我也曾经怀疑过。但，最终还是确认他说的是对的——既然给你插上草标，既然要高悬那块警示牌，那就不存在让你变“好”的打算。感佩你坚韧的性格，也感慨居然有那么多的阴差阳错。否则陈家卷毛就不可能遇上会写“两报一刊”社论的女汉子。我也不可能遇到穿着白球鞋挟风而来的女侠士。[偷笑]。张玲燕：@樊诗序 知音啊，那种无奈那种羡慕，只有曾经经历过的才能体会到啊。[握手]。下乡四年，做梦最多的是回到学校、回到教室。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冲动，我想如果要回忆这段生活，我就起个名字叫“我要读书”。“文革”初期，高音喇叭上老在播送那段：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我都倒背如流了，但实际生活中一点没有用。佩服你爸爸，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时代，也那么自信地教育你们。[强][强][强]。朱承君：敢拼刺刀的女民兵，勇挑重担的铁姑娘，坚贞不屈的倔丫头。曹布拉：从前有一种人，爱好读书，不用大人督促就自觉学习，被称为“读书种子”。张玲燕显然就属于这一类。但这个“读书种子”居然还能挑起比自身体重一倍的担子，做教师又是最优秀的，所谓能文能武，样样拿得起放得下，真乃奇女子也！而所以如此的“拼”，除了有那股子与身俱来的不服输的劲头，“可教子女”的驱逼，也是不可忽视的驱动力吧？张玲燕的考学过程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如果拍成电影，不但有很多看点，也具有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强]。张玲燕：@曹布拉 我们家的兄弟姐妹读书都很认真，这个可能受我大伯父家堂哥、堂姐们的影响。我大姐华东纺织学院毕业，姐夫当年留苏归来在浙大，大哥大嫂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二哥南京那个大学忘记了，是当年很热门的无线电专业，二嫂华东师大。小姐、小哥遇上文化大革命，小姐后来在浙大医院，小姐夫80年代留美归来也在浙大，小哥支边后推荐考试上了佳木斯医学院。我妈妈是小学老师，平时比较多的就是在表扬大伯家的孩子或者谁谁谁家的孩子成绩怎么怎么样的，这样就给我们强烈的影响，读书好才能受到大人的重视。然后我大哥成绩很好，又给我们带了好头。我的小堂嫂是70年下乡的知青，和我同一个公社。下乡之前只有小学毕业，但她下乡之后，一边劳动一边在公社中学读初中。成绩也很好，老师评价她具有“文革”前中学生的水平。我下乡以后跟她交上朋友，她的学习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我。任平：家中兄长姐妹是最好的学习榜样。我姐长我12岁，我从小跟着她看电影看音乐会，父亲给她买的唱片和书，我也都享受到了，还能听姐姐讲解。我很早就跟她学了不少苏联歌曲，听了不少外国小说。我画的每一幅小画都要她来评价。所以，姐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张玲燕：@任平 @曹布拉 是的，家庭父母或者哥哥姐姐的影响很重要。在我们家，我大阿姨包括后来我奶奶做家务忙不过来的时候会在楼下叫，谁谁谁下来干什么。这个时候你只要在楼上大声回答，没有时间我要做作业！楼下马上就没有声音了，再忙他们都自己忙完。这个也使我们感觉到读书是多么可以偷懒啊！[捂脸]。任平：@张玲燕 真好的名字。[强][强][玫瑰]。张玲燕：@任平，谢谢，我也写了好几千字了，后来发现这个题目我要从小学毕业写起，太长了。其实我的失学痛苦，从1969年就开始了，当时我们县城5届小学生一起升初中，初中没有足够的校舍和师资么，就考虑升一批，丢一批，所以第一批读初中的名单出来的时候，我就被淘汰在外面了。我二哥因为我妈妈考虑到大家会挤一条独木桥，他是男孩子，就把他放在澄江区中学。（澄江区和县城的关系犹如余杭与杭州的关系，唇齿相依。）那天晚上我站在大字报栏的名单前面，一直站到深夜，后来开始下雨，看名单的人都走光了，我还站在那里，因为那上面有一个名字叫“许玲燕”，名单是用毛笔字写的，有点草。我就痴痴地想，这个许，应该是张的草体字吧？后来雨水一直湿透了我的棉袄，我才哭着回到家里。好在可能失学的孩子比较多，民意汹汹。当局才想到了扩大师资队伍、扩展校舍然后半日制轮流读书，我才有了上初中的机会。吕立汉：读大学时我一直以为张玲燕是回乡知青，是性格爽朗，快人快语的那种女生，很适合于当民兵连长、妇女主任。大学毕业后假如从政，少不了县长、市长的干干。但起步时，到乡镇抓计划生育恐怕是最能出彩的，这是我的感觉。记得她大学毕业后是分配到黄岩师范，之后调入浙江公安专科学校任教，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笃定也是一名很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是金子，在哪都能发光，说的大概就是张玲燕这类人。读她的这篇文章，感受最深的是在特殊年代背景之下，她的那种百折不挠，从不气馁的进取精神。上不了中专，就考大学，那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气概，真给人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感觉，令我深深折服。张玲燕：@吕立汉 哈哈，你看到一个假象了，本质上来说，我其实是一个不管闲事只要开心的人，当老师是我终生向往，与别的工作比起来，只有讲台相对来说是比较单纯的。曹布拉：我们七八级文科的录取率是2%，差不多要两个教室的考生中才录取一个。可以说凡考上的，人人都是“读书种子”。[偷笑]。张玲燕：我记得入学40周年的时候，好像有谁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说道：不是我们这些考上的人读书特别好，只是因为在那个崇尚不读书的年代里，我们比他们多读了几本书。吕立汉：王琳文章《爸爸，我考上大学》了，已到46.6万的阅读量！王琳：惨痛的人生吸眼球，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价值千金。应沪晨：@张玲燕 @王琳 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但历经的磨难更能激励人生，让人焕发出更多的精彩，就如你们这些学姐。张玲燕：@应沪晨 也唯有77-78这两届才让我们这些年龄相距这么大的同学济济一堂，你羡慕我们的经历，我们羡慕你们的年轻啊，何一枫、金树良这两位老大哥就先不说了，就是我，入学的年龄也本应该是大学毕业的年龄了。四年的耽搁，人生有许多种可能都变成没有可能了。[流泪]吴朝骞：张玲燕一出场就与众不同。发出的文章居然是半成品，一时间导演和主角相继甩锅，不知道谁的锅，悬疑剧啊！害的群里昨天无题可聊，尬聊方言。是女孩，就不分左右吗？曾经是七组组员，后来因需要调到八组。我原下了“海岛女民兵”的定义，发迟了，任平等都有描述，再说不免拾人牙慧，可见我等所见略同。张玲燕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讲义气，非常有干劲的人。在校时，不管读书还是其他事，她都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处处争先，勇往直前。当看到她在田径场、在排球场等的英姿，就觉自愧不如，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友情群中，玲燕比较活跃。在这里，我对她的印象更具体了，似乎也找到她的源动力。任何时候都不屈不饶，恰似“老人与海”的主角：人不能被打败，不能屈服于命运！于是就有了在男人堆里，挑重担、赚工分不输须眉；中专考不上，就考大学；不放弃、不言输，紧紧扼住命运的喉咙，活出自己的人生的张玲燕！张玲燕：@吴朝骞 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大大咧咧的，真的心细如丝啊！让你发现这个破绽了。[强][捂脸]。我的文章本来标题是《坚冰解冻的1978》，以我为主兼顾我们公社三个知青77-78年的高考的故事，解说1978年放宽政审让众多青年上大学的主题，发在《120个回望》里。后来班里要出一个44周年高考回顾总集，仕忠说我们没有字数限制，要求有一些经历的同学不囿于高考，写一些过去的经历丰富内容。我就拉七杂八地写了我个人77-78年的故事，写好以后交给仕忠，经他提点，又做了一些修改，然后仕忠一边发到群里，一边又给我提了几点看法，其中说到我的标题太大了。我一看，我已经写了很多我个人的故事，这个原来的标题包括原来的结尾都跑偏了。这个时候文章已经发出，心里慌了呀。然后就跟仕忠提出不发了，仕忠则建议我静下心来慢慢修改。这几天纠结了好长时间，想想黄长江自己学术研究这么忙，还要在这里组稿统稿这么辛苦；半成品扔给同学们我也没法交代；本来群里的事情大家就应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我那样很可能就是釜底抽薪泼冷水了，内心里写过300多万字的检讨书，最后沉下心来，然后调整了结构，修改了标题和结尾。再次谢谢黄长江，谢谢同学们！[抱拳][抱拳][抱拳]。朱承君：我挑不了180，须眉输于巾帼。[呲牙]。张玲燕：@朱承君 一般挑120-140斤, 180斤是小青年们设计骗了我，把猪粪用脚踩得严严实实，看上去只有一点点。我站起来就只有走到底，好在路不长，不敢换肩，一口气屏到头。[捂脸]。农村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扛过去了，他们就会有一点歉意然后有一点佩服，最后就会接受你为他们的一员。庄未央：@张玲燕 牛！样样都是好把式，且打小起就规划人生。敬佩！张玲燕：@庄未央 “新教师”这个把式有我校长懵人的成分，其实我下农村后一直在政治夜校当老师，后来当故事员，我站讲台最起码不会怯场，何况讲稿教案一开始都是老教师们做好的，我只是“照本上课”。[捂脸]。哀莫大于心死，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死心，所以拼命地折腾，说起来我比你觉悟得晚了好多年。[抱拳]。郑广宣：玲燕与我大概是我们同学中中专考不上，只好考大学的唯二之人。但我是真的考不上，她是考上了，却因为政审而被卡了，真得感谢那个卡你的人，否则我们少了一个总是蹦蹦跳跳充满活力的同学，中文系的运动场上少了一个全能型的运动员，我们同学群的群后肯定得换人，莫也同学也只会成为一个不存在的可能……你的知青生活与你在生产队的努力表现，证明你的确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问题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教育吗？你和我及我们中一部分同学的生活经历，是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无论是时代的光，还是时代的灰，我们身上都多少沾染着。其实，我们不想那么惊世骇俗，我们只想正常的生活，按部就班地上学，该升学就能升学，该高考就能高考，然而，时代恰恰要我们见证什么是不正常的社会。我们祈祷社会回归正常，我们希望每天都能喂猪、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大家都能在尘世间获得幸福，我们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张玲燕：@郑广宣 说得太好了，老樊父亲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我却信得一塌糊涂还努力想证明自己是可教育子女。如果一切正常，我们多想正常地上学啊，我现在是我们家族唯一一个读文科的人。郑广宣：无论迟早，属于我们的独特经历和回忆，尽管在不怎么美好之中包含着一种幸运。金树良：@张玲燕 从建国初到1978年那个时候，历次政治运动所产生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人口基数，已经是蔚为可观了（还不包括解放前历次路线斗争的余孽）。从历史反革命、敌特分子、反动宗教、地、富、反、坏、右、不法资本家、投机倒把分子，到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小爬虫、打砸抢分子、林彪余孽、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分子、“四人帮”余孽、三种人，还有革干、革军中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揪出一批，每一批都殃及他们的子女和亲戚、朋友。能够在查三代、查五代的政治审查中过关成为根正苗红的接班人已经不多了。更何况还有8分头的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所以说，減少政审在学校录取时的影响，这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要求。张玲燕：@金树良 你厉害啊，还能列出这么多专用名词，我们这一代看着都很眼熟，真心希望他们全部成为历史。方一新：我和玲燕既是同学，更兼老乡（我的老家就是黄岩县澄江区的前洋方），看了她的回忆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其中玲燕记叙的因为“被定位‘支农’”而上不了高中，早晚在家目送同学上学、放学的情景，令人感慨万分。当年，三国魏人邴原，因为失父家贫，辍学在家，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触景生情，在学堂门口哭泣，引来老师关爱；玲燕则是因为时代的原因，不能像同龄人那样正常上高中（后来勉强读了农村的戴帽高中班），令人扼腕叹息。邴原经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一代名臣；玲燕则心心念念“我要读书”，不管在哪里，都吃苦耐劳，奋勇争先，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大学，后又成为一名出色的大学老师。当年著名谋士荀彧曾评价邴原说：“此一世异人，士之精藻。”放在玲燕身上，也是十分贴切的。张玲燕：@方一新 真的要夸夸那个戴帽中学的校长，那个戴帽高中，本来只是他们学校给本公社初中毕业生戴的“高中帽”，但后来接纳了好多像我这样失学而渴望读书的孩子。一个不大的教室坐了60多个人，这个班级，除了我和77级的曹官法考上大学，其他也有好些考上大专、中专。那个年代，失学的孩子很痛苦，但老师们也竭尽他们的所能在帮助我们。方一新：@张玲燕 戴帽高中校长了不起，[强]。在那个特殊年代，给了你们一张安心读书的桌子。沈澜：@张玲燕 敬佩老张（她在留言本上自称），文章读下来不得不惊叹！绝不屈服于命运，做啥都做到最好，老张是妥妥一奇女子。近来读了这么多回忆文章，好像又重新认识了同学们，也更庆幸自己是78中文的一员。感谢大家的分享，也感谢黄长江同学的辛苦付出。[拥抱][拥抱]。张玲燕：@沈澜 呵呵，好像我就是喜欢在你和小吴彧面前摆老资格[偷笑]，真的很佩服老樊的父亲，乱世中大部分人都被搅乱了思想闹混了头，基本上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混世大战中。老老樊大人自己身遭厄运尚能风骨标杆，老樊兄弟姐妹们不幸之中尚有大幸，羡慕则个。[强]沈澜：@樊诗序 你父亲了不起，在那个年代要保持那样的风骨太难了。我记得阿城在他父亲被平反要庆祝时也说过，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人，要自己肯定自己，无须别人来评判，要是判断的权力掌握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陈建新：沈澜说得对，人本来应该活得随心所意，但中国人太看重别人的评价，尤其是政治高压时期，所以，樊父为人非常难得，值得点赞。[强]。任平：在中国，政治高压随时引发人的私欲膨胀，恶意复燃。许多整人之事就是这样产生了。于是有两种人：一种是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甘受打压，一种是顽逆不屈，坚持自己的信念人格，于是大受迫害，乃至绝境。二种在杭大“文革”中都不鲜见。张、樊所述真切，颇有感焉。陈建新：张玲燕从小就有上大学的志向，而我恰恰相反，归根结底还是环境影响。他堂姐堂兄都上大学，好几个在杭州的我也很熟悉，而我自小到大，没见过几个大学生。我妈妈扫盲班出身，也十分喜欢文学作品，“文革”前两年，她一个工厂女工，自订了《人民文学》，每期看完就带回家，就成了我的读品。“文革”前，她一个年轻男同事，居然去复旦大学读调干生，临走送给我一本《九成宫》字帖，我练过一段日子，最终仍然未入门。他毕业后分配去了陕西，好像是历史系毕业，所以也没有成为我的偶像。唉，人就是环境创造的动物啊，像王冕那样放着牛却一心要当大画家，毕竟是难得一见的天才。余皆碌碌无为之人矣！沈卫东：@张玲燕 ：你的回忆文章我看了两遍，有两个场景很感人，其一是没有高中读，站在门口看别人上学放学，那种羡慕和渴求读书的心态刻画，如在目前。提一个小建议：“捧着书本”，改为“挎着书包”，可能更符合那个年代。[调皮]。张玲燕：@沈卫东 真奇怪，我们那个时候，县城读书什么风气啊？没有书包的，上学就捧几本书。大家都这么捧，可能一开始读初中的时候，半日制，一个教室上下午两个班级在用，教室课桌上不能放任何东西，所以携带的书本都是最简单的几本吧，也或者是当时什么流行风，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真的不挎书包的。任晓岗：我们读高中时也不背书包只在胳肢窝下夹两本书，当时的时尚，传说大学生是这么个造型的。[呲牙]。陈建新：关于那时候背不背书包的问题，吴朝骞的文章里就讲到，我们都呼应过，那时候的人不背书包，朝骞说是读书无用论造成的，我也这么以为。背书包是“文革”前的事，那时候好学生都要背书包上学。我们上初中就流行不背书包了。沈卫东：张玲燕同学在大学时期给我的印象是走路风风火火，脚步踏实有力，浑身使不完力气的那种。文中那张排球队的照片，又把我带回昔日当过一次你们兼职教练的场景。叶晓芳，张玲燕，还有金红，都属于打不垮的角色，对方垫球过来，我必更加凶狠地垫回去，可怜两只手臂都垫得通红通红的，垫来垫去，也得不了分，赢不了球，就是那种绝不服输的劲头，急得徐敏在网边使不上劲，干着急。最近这些年头，昔日的铁娘子，一会儿腰疼，一会儿耳晕，怎么成了林黛玉了？[调皮][调皮]。张玲燕：@沈卫东 沈教练啊，你要知道我上大学前都没有见过排球，哪来的技术啊？我们就是跟打乒乓那样的来来回回。[捂脸]，徐敏比较专业，但一个专业的遇上一群不专业的，英雄也无用武之地啊！[呲牙]【黄仕忠辑录】作者简介：张玲燕，女，1956年出生于台州市黄岩区，1974年在当地农村插队落户，1977年任民办教师。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任黄岩师范学校教师、浙江警察学院教师。一生回眸，最留恋三年农村生活，风霜雨雪都是人生体验；最爱三尺讲台，纵横卑阖看遍大千世界。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举报/反馈
1972年春天，桃花灿烂，我失学了。好在当时小城的上山下乡已是强弓末弩，我暂时没有下乡，却因为被定位“支农”而失去了上高中的资格。开学后，我每天一早就站在面街的门口，目送捧着书本从我身边经过的学生，下午快到放学的时间，我又早早地站到门口，看着他们从我面前说笑而过。我妈妈怕我憋出精神病来，一年后帮我找到了城东一个公社的中心小学。学校先是在6年制小学的基础上办了初中部，又在初中部的基础上再“戴帽”办了高中班。里面的老师，好像除了一个因为台特嫌疑而被驱赶到这里的中学语文老师外，其余全部由原来的初中老师担任。但这样的学校于我就是神仙福地了，我就在这里插班读高二。一年后，1974年春天，我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然后就下乡插队落户做了知青。1977年秋天，高考报名，但这样的中学文凭，让我心中对考大学没了底。在公社中学读戴帽高中时，大家都想着毕业时高考也许能恢复正常，凡是有点关系的就转到了区中学或县中学，有一个女生在转学时狠狠地撂下一句话：在这样的地方还想考大学？！——这样的戴帽高中出来真考不了大学吧，何况我连戴帽中学都没有读完整？犹豫再三，最终我选择了报考中专。1977年高考、中考都有初试，初试考场就设在我读高中的学校，监考的是我的化学老师。考完后老师说，数学全对，语文多少分你自己估摸吧！有台特嫌疑的语文老师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像个祥林嫂似地嘴里反复就一句话：你怎么会去考中专的？你怎么会去考中专的？我说，我和弟弟同时考，我妈说女孩子年纪大了，考个中专回城就行了。其实我没有告诉老师，我出身于一个“黑五类”家庭，外祖父一脉在大陈岛，当年岛上的亲戚们，有钱的“渔霸”自购机票飞去了美国，没钱的渔民每人领两块大洋漂到台湾。黑五类加上“美蒋台特嫌疑”，无异于雪上加霜。1974年下乡时，好多知青直接选择到下乡插队的地方当民办教师，这样户口下去了也避免了强体力劳动，知青民办教师仍然可以推荐上大学。但我想，我是一个“可教育好子女”，日后我必须拿出比别的知青更雄厚的资本才能竞争到上大学的机会吧？所以我放弃了当民办教师的机会，像一个男劳力一样整整劳动了3年。以我92斤重的身躯，我挑过180斤重的担子，插过可以排到天边的秧苗，扛过数不清的桔篓，下过生产队所有的水田。我的工分从开始的4分，上升到8分，——队长跟我说，你完全可以拿10分，但你就养一个人，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只能从你这里刨点便宜。除了参加田间劳动，农闲时我也绝少回家，三年里有两个春节在农村度过。我在大队会场上给前来开会的社员们讲故事、在公社会场上给前来开会的干部们讲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在政治夜校给低年级的青年扫盲、带领高年级的青年学理论；组织文宣队排练节目去县城演出，带领武装民兵上疏浚河道工地挑泥土，和女民兵一起从三八大盖到半自动步枪，我们从卧姿射击练到跪姿射击，百米内打过气球、砖头、啤酒瓶，拼刺刀、急行军……我这样投身农村，就是为了给自己搏一张“可教育好子女”上大学的通行证。插秧田头遇上下乡巡视的县委工作组（左二）。在誓师大会上汇报演出（前排右二）。女民兵班合影（后排右三）。我似乎已经达到了目标，两年后我已经是四野八荒的知青标杆。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1976年冬季最后一届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我被戴上了“揭批查‘四人帮’运动中表现不积极，思想有问题”的帽子。公社书记表态暂缓推荐，先查问题，大队书记送完儿子上大学回来给我定性说：“查无此事，不入档案。”真的不敢告诉这位慈父般的语文老师，经过三年削骨锉皮撕心裂肺的疼痛之后，1977年9月，我终于承认我是“不可教育好子女”，终于放弃推荐上大学的梦想，带着劳动落下的伤痛做了一名小学民办教师——既然上不了大学，那就一辈子守着校园吧然而命运好像跟我开了个玩笑，三年劳动盼大学，大学犹在九重天。一朝任教回校园，高考就在眼面前——就在我站上小学讲台没多久，传来了恢复高考择优录取的好消息，心灰意冷又来不及任何的准备，仓促中我选择了考中专。非常意外的是，1977年正式考试后，我和弟弟双双落榜。更加意外的是，那年考中专的作文题是“战斗”，而我的作文《战斗》却被当做“满分作文”在坊间传抄！其实下乡后除了大批判文章，除了流水账般的日记，我基本上没有写过像样的作文。但农村数年，毕竟生活题材很丰富，考场上看到这样的题目，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身边的生活。在当年“抓革命促生产”的斗争中，我所在的大队、公社、区乃至县里的主要领导，确实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了抓生产上，再加上我所在的大队本身就是多种经济综合生产区，所以那几年经济收入明显比别的大队要好。这些我亲身经历的题材随手可拈。体裁呢？我首先想到了我要写的战斗，不是一般意义上兵刃相见的战场，而是战天斗地的生产劳动（当然也不乏与人斗），从辨析字义入笔，我很自然想到了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那篇文章我倒背如流啊！几乎没有什么犹豫，我提笔就写，洋洋洒洒写到最后，好像用这样一段话结束：“亲爱的朋友，看到这里你一定会和我一样地理解，这是一场战斗吧？是的，这是一场战斗，一场流汗不流血但比流血更残酷的战斗。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当时华国锋执政）的领导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场战斗必将继续进行下去并且无往而不胜！”打上惊叹号我感到有一种兴奋过后的疲惫感，懒得看第二遍就交上了卷子。后来作文被阅卷老师手抄出来，说看到了一篇两报一刊社论一样的作文，看字迹看文气好像是男生写的，50分满分的作文，给了我48分。文章传到我们公社老师手中，我一看，这不是我写的吗？没有想到戴帽高中写出来的文章也能被人看好，这一下我有了一点信心。既然考不上中专，那就——索性考大学去吧！身为小学民办老师，每周24节以上的课程，进高复班不可能，补习高中课程完全是妄想。但中考的“满分作文”，给我这个从来没有想过读文科的考生动了考文科的念头，而且，我戴帽高中同班同学曹官法在77年考上了杭州大学中文系，也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妈妈的同学，杭州的严阿姨给我寄来了学军中学的三份复习资料：政治、历史、地理。我自作主张，放弃语文、数学、外语的复习，专攻政治、历史、地理三门课。我的住处在村西头，小学校在村东头，我每天早晨从西往东背历史，每天傍晚从东往西背地理，每个周末村口约上邻村的知青，两人一路从乡下往城里背政治。村里人见我走路两眼发直口中念念有词，都说我有病了，好心的大妈们甚至还劝我进城去医院看看。我当然没病但我也没有办法啊，如果预先能知道77年恢复高考，打死我也不会来当民办教师啊！那样我就可以回城好好补习我心爱的数理化，但现在我做了民办教师，1977年邓公主政以后猛抓教育质量，当时全国掀起听课潮，本公社的本校的互相听课不要说，隔壁公社、别的区、甚至别的县的老师们都会主动来联系听课（我们也一样四处听课），而我，就成了我们学校的“被听课专业户”。因为我有几个被听课的有利条件，首先我年轻是个女教师，其次我是个新教师，三是我会讲几句普通话，在当年闭塞的台州农村，会讲几句普通话的老师站讲台就有几分天然优势。我们校长很有“战略眼光”，推我出来讲课，他攻守自如。我要是讲好了，他就跟人吹嘘：这是我们学校培养的新教师，上讲台才几个月。我要是讲砸了，他就跟人解释：这是我们学校的新教师，上讲台才几个月。当然他有恃无恐又锐意进取，召集了几个资深老教师帮我备课。我所在的学校是公社中心小学，有好几个解放前的师范毕业生，和我同上四年级语文的平衡班老师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民办教师。他们的普通话不好，但专业水平杠杠的，做我的指导教师绰绰有余。所以77年这一年里，白天的时间我基本上都用在了教学上，复习备考只能利用早晚路上这点时间了。四个知青民办教师在天台国清寺隋梅下合影（右二）。相比较于复习的紧张，其实心中的压力更大。1977年我们公社三个女知青参加考试，我中考落榜，另外两个参加高考也失败了。两人中其中一个和我同姓，初中我们两个是同一校区仅有的持全优成绩单毕业的学生，被老师戏称为“双张”。后来我失学，红二代的她顺利进入县高中，依然以神话般的全优成绩毕业。1977年她的父亲进入了“某某体系学习班”，她也是不可思议地高考落榜。和我一起背政治的程同学倒是有幸参加了1977年的体检，但政审仍然被刷下来，她当时发疯似地到处追问原因，有知情者告诉她，因为在她的档案中，对她当中学老师的父母在“文革”期间的定性有：“说过错话办过错事”这一条。1978年我们三个人继续复习备考，也许北京的暖风已然吹拂，我们心中也希冀冰河会逐渐解冻，但民间一直经验性地认为，1977年的高考中考除了成绩，还有三道关，第一道是报名关，第二道是体检关，第三道是政审关。坊间不相信“双张”1977年的考试成绩会不好，他们坚信我们是体检前被恶意刷掉了。以此类推，坊间坚信我们三个人1978年的高考成绩肯定不差，但也肯定上不了大学，因为，我们肯定无法通过政审关。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首先必须考出好成绩来，不能辜负民间对我们的评价，不能辜负江东父老乡亲，政审能不能过关的担心倒放在了其次。虽然备考彻底放弃语文复习，但我写过一篇作文。那是全区民办教师摸底考试，考之前全区进行了教学大听课，由区教办组织听课力量，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篦头发式的听课，就是说，如果一个公社100个老师，听102节课，每个老师听一节课，最差的老师和最好的老师再各听一节课，然后全公社教师集中起来讲评。亏了老教师们的言传身教，我这个被听课专业户作为我们公社最好的老师被听了两节课，想不起来做总结的时候因为什么事情，我没有去公社开会。反馈回来的信息说：全公社唯有我教的班级作文没有一篇是雷同的，也唯有我给学生的作文百分百写批语而且和学生反复互动等等。有了这样的评价，再加上我考中专的作文已经名声在外，那次摸底考试老师们对我的作文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结果很出他们的意外，给我的评价是：散文的结构，小说的语言，写得不伦不类。高考前和同事在小学校门前田野上留影。终于忙到学期结束，离高考还有10来天时间，真的头悬粱锥刺股地进行考前最后冲刺。天气很热，房东的凳子很粗糙，屁股都磨出了水泡。楼下的乡亲们心疼我，时不时喊我下去帮他们绣一朵花、织一圈网、帮助收个辣椒什么的，这就算是我的课间休息了。临考前两天，回到县城熟悉考场，和我同一考场的主要是西部山区一个中学的应届生。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二楼遇见隔壁公社的一个男知青，坐在教室门口走廊的地上，身边堆着四本《红楼梦》，说：肯定考《红楼梦》肯定考《红楼梦》，毛主席说的，《红楼梦》要看五遍。我一下子心拔凉拔凉的，《红楼梦》我虽然看过很多遍，但从来没有想到会考它啊！好在卷子发下来粗粗看了一遍，没有《红楼梦》！做完语文卷子还有半个小时，舍不得提前离场，我就趴在桌子上数作文缩写部分的字数，结果发现比要求多了几百字，我又懒得全文精删，就把最后一部分的“措施”部分全涂掉了（后来才知道这部分有得分点的，我要更懒一点啥都不动就好了）。上午考完语文，监考老师就对我另眼相看了，下午考历史，招生办的一个老师来巡视考场，站在我身后看了一会。交卷的时候，监考老师悄悄告诉我：巡考老师说你前面十道简答题全对。考数学那天特轻松，试卷拿到我随看随做，那道25分的平面几何我直接跳过，很快就看到了最后的附加题。我兴致勃勃地开始解题，监考老师急坏了，几次三番以各种形式提醒我不要做附加题，有时间到前面去能拿几分是几分。但我不听，我本来就打定主意不拿数学分的么。最后一个下午考英语，吃过中饭，当初中英语教师的大嫂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简单说了一下单数复数、陈述句疑问句什么的。上了考场，15分钟后考生纷纷走人，半个小时后监考老师告诉我，整个学校所有考场就剩下我一个，老师说你慢慢做，我陪你到最后。但我没有熬到最后，那个和我一起背政治的程同学从城南的考场来到城北的考场，一路呼喊着我的名字寻到二楼，敲着窗户让我放下试卷不要考了。老师赶都赶不走，我就提前半小时交卷，结束了我的高考。高考结束后整整一个星期，我基本处于瘫痪状态，除了吃喝拉撒就是睡觉。然后就等到了一个惊喜，我的高考成绩在县里仅次于一个老三届(那是个66年毕业的老高三，当过高中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老师，他后来去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供职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可惜英年早逝)。区教办也知道成绩了，大家开始担忧我政审能不能过，已经有领导跟我妈妈说，如果此次政审还是不能过，他们考虑调我担任区中学语文教师。但此时我已经陷入了一个恐慌之中，县招生办的老师从杭州带回首批参加体检的10名考生名单，里面没有我。因为有77年的失败，我们都怀疑是不是又有猫腻，我妈妈为此跑到地区招生办，确证我的试卷肯定送到省里复改去了。与此同时县招生办也发现了其中的诡异。西部山区那个和我同一考场的中学里有一个女生名字出现在10人名单中，他们学校老师欣喜若狂之后觉得不可思议——那个学生平时成绩很差的。招生办老师安慰我妈妈说：可能名单有误，我马上回杭州，而且，第一批没有也不要紧，要扩招了，不止就这10名。隔两天那老师果然带回了第二批扩招的体检名单，还有第一批正确的10人名单。原来当时还没有计算机，招生办老师也是急考生之所急，以手抄的方式提前拿到名单，但抄错了一个号码，偏偏错在我这个惊弓之鸟身上，那两天又一次经历了茶饭不思惶惶恐恐的心理体验。9月份我回到小学校上课，方才知道我在城里为10人名单惊慌失措的时候，我的同事们正在乡里为我的高考成绩而狂欢。老师们首先为我松了一口气，继而为大听课中把我评为全公社最优教师而开心自己有伯乐的眼光，而后诧异我民办教师摸底考试那篇作文为什么不咋的呢？据说他们翻出我那份试卷再看了一次，说好像看出了一点味道，又讨论应该给我往上加多少分——其实那篇作文并不写实，内容情节是我当场虚构的，主要元素有月夜、小桥、树影、两个女孩子在桥上抒发人生理想，对话用词比较隐晦。这一方面因为当时是民办教师摸底考试，考场上没有压力，我的思绪随意飘散，另一方面当时我已经听到了坊间关于78年政审我们依然不可能过关的议论，心情有些压抑，所以文章比较小资——这大概给看惯了我中考作文风格的老师们一个意想不到吧。1979年同寝室女生合影，左起：孟丽珍 张玲燕 林菊芬 金红 虞卓娅。系排球队也是班排球队，左起：孟丽珍 张玲燕 叶晓芳 徐敏 金红 虞卓娅。值得庆幸的是，78年我们公社三个知青还有我弟弟都有幸参加体检。填志愿的时候，我报了杭州大学，弟弟报了浙江大学。程同学因为妹妹报杭州大学，她就报了浙师院。而我的同姓同学此时父亲还在某某体系学习班里，她也是身心疲惫不敢妄想，尽管已经知道自己成绩可观，她还是在普通大学栏里首填了一个当地的师专。多年以后，有知情人告知，虽然那一年中央规定高考录取放松政审关，但我们家还是受到影响。78年政审，我们姐弟两人，我顺利通过，但弟弟却被他们卡下，好像理由是：不能都让他们家的人读大学（我支边的大哥已经于1972年通过推荐和考试选拔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多亏浙江省招生办，看到政审表格后当即打电话给当地招生办，严肃告知，该生是本省理科高分者，这样的考生如果政审不合格，当地招生办必须写出专题报告由招生办主任自己送到省里，当面汇报。强劲的东风终于吹到小城，坚硬的冰河终于开始解冻。1978年10月我和我弟弟有惊无险地分别进入杭大和浙大。我刚初中毕业的妹妹那一年考了高中又去考中专，结果先被县高中重点班录取还当了班长，读了一个月以后，地区卫校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那时我和弟弟已经分别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们就劝妹妹不要去读中专，安心高中，准备大学。但历尽劫难的父母和亲戚们认为，1978年是个难得的好年份，谁知道以后政策会不会变呢，能读中专就读个中专算了吧，省得以后担心事。于是我妹妹放弃高中去了地区卫校。一年中一家三人考了四场而且每场都中——我们成了小城居民关注的新闻焦点。和我同考的另外两位知青这一年也都顺利通过政审走进了各自的大学。分手的时候，赴浙师院物理系的程同学送我一本红色封面的日记本，扉页上写了一首陈毅陈老总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我也回送她一本日记本，扉页上写了一段莫泊桑《人生》中罗莎莉的格言：人生，您可看见，它从来不像人揣想的那么好，也不像那么坏。去地区师专的张同学没有和我们做特意的告别，多年以后三人相聚，政绩斐然的张同学仍然不无惆怅地说：我当年的成绩，其实可以报考杭大化学系的。四十四来，回顾这条艰难曲折的高考之路，我经常有许多遐想：如果没有那场文化大革命，我应该顺利完成小学、初中、高中学业，有那么完整的知识结构，我会选什么专业呢？如果早一点承认自己就是“不可教育好子女”，我也用不着艰苦劳动三年，直接去当知青民办教师，我可能还会有时间补上那些数理化吧？如果我能预知邓公主政后77年就能恢复高考，我肯定不会去当民办教师，那样我也有时间走进高复班里……但我身边的朋友一旦知道我77年78年从考中专到考大学的逆行报考之旅，大多会说：中专没考上还敢考大学，你很厉害啊！其实没有什么厉害的，所谓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就当历了个劫，此后看什么都云淡风轻。【回音壁】黄仕忠：七七年考中专考不上，七八年实在没有办法，就只好考了大学，于是与这伙人做了同学。任晓岗：@张玲燕 憋不住先说一句：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千迴百转，你是个奇女子！张玲燕：@任晓岗 一点也不奇，就是有点倔强又有点傻傻的。[捂脸]。周羽强：加一句：不屈不挠、激流勇进、不让须眉。朱承君：“可教育好子女”的典范。——没想到是曹官法的高中同学。我与曹官法是仙居时的患难兄弟。@张玲燕 张玲燕：曹官法比我早一个学期，也是插班生。@朱承君周羽强：读张玲燕文中八幅配图有感：青春年华、田野芬芳、多才多艺、英姿飒爽。教书育人、苦寒梅香、笑傲风云、终成梦想。樊诗序：@张玲燕 见君第一面，便有路遇侠士的感觉。调整好了，呼哨一声或打个响指，以便闻风而动。——也是没憋住。[偷笑]。庄未央：所以建议玲改为凌。[呲牙]。王琳：什么叫飒爽英姿，张玲燕是也！朱承君：通过艰苦摔打，玲燕姐有了壮实的农村人身材，怪不得能挣八个工分，但能挑180斤的担子还是差点惊掉了我的下巴，记得尚建姐还是晓芳姐只能挑八十斤哦。[呲牙]。王琳：我也是家里的壮劳力，买米买煤球到井里挑水都是我的活，不过我只能挑五十。张玲燕，了不起！[强][强][强]。虞卓娅：@张玲燕 看了你文章，我好一阵感慨。你无论干农活、当民兵，都是一个难得的好手。写文章、教书，更是读书种子一个！你经历曲折，感情细腻，内心却异常强大！有幸与你大学四年同室，三年上下铺。四年中每每佩服你的学习和处事为人，但怪我自己，本来应该从你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的。张玲燕：@虞卓娅 你这么说岂不是让我无地自容啊？[捂脸]。我当时已经上天无路下地无门，那是被逼的。还记得刚入校不久，说起体育活动，我说我不知道排球怎么打，我没有见过排球场。你还不相信哈，我进大学之前真没有见过排球场啊！[捂脸]。陈建新：当年没见过排球场很正常，我也没见过，更别说打排球了[偷笑]虞卓娅：@张玲燕 没见过排球场你不是照样一学就会嘛！我们不仅是同窗、室友，还是系女排队友哦！还有，我们都是神枪手——你说的。[偷笑]。张玲燕：@虞卓娅 好像第一个学期，还是第二个学期啊，大礼堂有一个游园活动，还是你告诉我的，有射击。你说你会打枪，我说我也会，你说去试试吧，我说好啊，我们两个就去了。结果我们两个人都是三发三中，玩得好开心啊！[呲牙]。任平：@张玲燕 果然神枪手。[强][愉快]。张玲燕：@任平 游园活动玩的气步枪吧，真的是玩玩了，卓娅很厉害的，她是真正的海岛女民兵。[呲牙]。王琳：@张玲燕 首先是佩服张玲燕的意志，在那个无数不可能的环境当中，仍然拚尽全力去追求梦想，在这过程中硬生生把自己锻造成货真价实文武双全的铁姑娘，可是铁姑娘又如何？别人随便编一个理由，你的努力、你的汗水、你的梦想立刻成为泡影！多亏严冬过去春天来临，个人的才华才有萌发的空间。又一次感受到个人力量的渺小。张玲燕：@王琳 是啊，所以晓芳说得好，毕竟形势大过个人，如果没有时代的变迁，个人的努力只是汗水和泪水。尚建：我喜欢先看图片再读文字。这个习惯可能来自看小人书。沈卫东也许也一样，所以首先发现了第一稿中照片注解的左右全弄错了，立刻抓狂。[偷笑]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一段终究精彩的人生。要坚持读完高中才下乡，那是心中有理想的人才会坚持那样做。很佩服这么小小年纪就那么有主见。正是心中有理想的支撑：你承受岁月磨难，矢志不移地走向应该属于你的人生。当然了，中专考不上只好考大学，那体现的不是一般的才情。[呲牙]。张玲燕印象：灵气十足、坚忍而率真。张玲燕：@尚建 我真的真的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指出，我真的搞不清楚，面对一张照片，哪是左哪是右。[捂脸][抱拳]。其实我当时如果不坚持读完高中才下乡，初中毕业我就把户口迁到乡下去，我当年就可以进入澄江区中学，从高一开始读上去。区中学老师已经答应我妈妈的。我之所以坚持要读完高中才下去，其实有我的私心，我想我妈妈既然能够在我和我二哥之间作选择，我就怕把我户口放下去以后她就不管我了。[囧]。任平：张玲燕的聪慧，坚忍与直率印象很深。如果戎装，就是海岛女民兵的英姿。[强]。同时其明理，善良，持家又是陈某的幸福。[强][愉快]。樊诗序：@张玲燕 你那段看着他人捧着书本从面前走过，只能痴痴羡慕的经历我也有过。我甚至还走到学校墙根底下，倾听传来的朗朗读书声。所以我特别能体会，当时那种内心的哀伤。我也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我父亲曾经戴着四个白袖章，掛着大牌子天天去站街示众。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被“教育好”的冲动。原因就是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他一再告诫我们姐弟，不要跟着时代的指挥捧走。尽管我也曾经怀疑过。但，最终还是确认他说的是对的——既然给你插上草标，既然要高悬那块警示牌，那就不存在让你变“好”的打算。感佩你坚韧的性格，也感慨居然有那么多的阴差阳错。否则陈家卷毛就不可能遇上会写“两报一刊”社论的女汉子。我也不可能遇到穿着白球鞋挟风而来的女侠士。[偷笑]。张玲燕：@樊诗序 知音啊，那种无奈那种羡慕，只有曾经经历过的才能体会到啊。[握手]。下乡四年，做梦最多的是回到学校、回到教室。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冲动，我想如果要回忆这段生活，我就起个名字叫“我要读书”。“文革”初期，高音喇叭上老在播送那段：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我都倒背如流了，但实际生活中一点没有用。佩服你爸爸，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时代，也那么自信地教育你们。[强][强][强]。朱承君：敢拼刺刀的女民兵，勇挑重担的铁姑娘，坚贞不屈的倔丫头。曹布拉：从前有一种人，爱好读书，不用大人督促就自觉学习，被称为“读书种子”。张玲燕显然就属于这一类。但这个“读书种子”居然还能挑起比自身体重一倍的担子，做教师又是最优秀的，所谓能文能武，样样拿得起放得下，真乃奇女子也！而所以如此的“拼”，除了有那股子与身俱来的不服输的劲头，“可教子女”的驱逼，也是不可忽视的驱动力吧？张玲燕的考学过程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如果拍成电影，不但有很多看点，也具有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强]。张玲燕：@曹布拉 我们家的兄弟姐妹读书都很认真，这个可能受我大伯父家堂哥、堂姐们的影响。我大姐华东纺织学院毕业，姐夫当年留苏归来在浙大，大哥大嫂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二哥南京那个大学忘记了，是当年很热门的无线电专业，二嫂华东师大。小姐、小哥遇上文化大革命，小姐后来在浙大医院，小姐夫80年代留美归来也在浙大，小哥支边后推荐考试上了佳木斯医学院。我妈妈是小学老师，平时比较多的就是在表扬大伯家的孩子或者谁谁谁家的孩子成绩怎么怎么样的，这样就给我们强烈的影响，读书好才能受到大人的重视。然后我大哥成绩很好，又给我们带了好头。我的小堂嫂是70年下乡的知青，和我同一个公社。下乡之前只有小学毕业，但她下乡之后，一边劳动一边在公社中学读初中。成绩也很好，老师评价她具有“文革”前中学生的水平。我下乡以后跟她交上朋友，她的学习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我。任平：家中兄长姐妹是最好的学习榜样。我姐长我12岁，我从小跟着她看电影看音乐会，父亲给她买的唱片和书，我也都享受到了，还能听姐姐讲解。我很早就跟她学了不少苏联歌曲，听了不少外国小说。我画的每一幅小画都要她来评价。所以，姐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张玲燕：@任平 @曹布拉 是的，家庭父母或者哥哥姐姐的影响很重要。在我们家，我大阿姨包括后来我奶奶做家务忙不过来的时候会在楼下叫，谁谁谁下来干什么。这个时候你只要在楼上大声回答，没有时间我要做作业！楼下马上就没有声音了，再忙他们都自己忙完。这个也使我们感觉到读书是多么可以偷懒啊！[捂脸]。任平：@张玲燕 真好的名字。[强][强][玫瑰]。张玲燕：@任平，谢谢，我也写了好几千字了，后来发现这个题目我要从小学毕业写起，太长了。其实我的失学痛苦，从1969年就开始了，当时我们县城5届小学生一起升初中，初中没有足够的校舍和师资么，就考虑升一批，丢一批，所以第一批读初中的名单出来的时候，我就被淘汰在外面了。我二哥因为我妈妈考虑到大家会挤一条独木桥，他是男孩子，就把他放在澄江区中学。（澄江区和县城的关系犹如余杭与杭州的关系，唇齿相依。）那天晚上我站在大字报栏的名单前面，一直站到深夜，后来开始下雨，看名单的人都走光了，我还站在那里，因为那上面有一个名字叫“许玲燕”，名单是用毛笔字写的，有点草。我就痴痴地想，这个许，应该是张的草体字吧？后来雨水一直湿透了我的棉袄，我才哭着回到家里。好在可能失学的孩子比较多，民意汹汹。当局才想到了扩大师资队伍、扩展校舍然后半日制轮流读书，我才有了上初中的机会。吕立汉：读大学时我一直以为张玲燕是回乡知青，是性格爽朗，快人快语的那种女生，很适合于当民兵连长、妇女主任。大学毕业后假如从政，少不了县长、市长的干干。但起步时，到乡镇抓计划生育恐怕是最能出彩的，这是我的感觉。记得她大学毕业后是分配到黄岩师范，之后调入浙江公安专科学校任教，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笃定也是一名很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是金子，在哪都能发光，说的大概就是张玲燕这类人。读她的这篇文章，感受最深的是在特殊年代背景之下，她的那种百折不挠，从不气馁的进取精神。上不了中专，就考大学，那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气概，真给人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感觉，令我深深折服。张玲燕：@吕立汉 哈哈，你看到一个假象了，本质上来说，我其实是一个不管闲事只要开心的人，当老师是我终生向往，与别的工作比起来，只有讲台相对来说是比较单纯的。曹布拉：我们七八级文科的录取率是2%，差不多要两个教室的考生中才录取一个。可以说凡考上的，人人都是“读书种子”。[偷笑]。张玲燕：我记得入学40周年的时候，好像有谁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说道：不是我们这些考上的人读书特别好，只是因为在那个崇尚不读书的年代里，我们比他们多读了几本书。吕立汉：王琳文章《爸爸，我考上大学》了，已到46.6万的阅读量！王琳：惨痛的人生吸眼球，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价值千金。应沪晨：@张玲燕 @王琳 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但历经的磨难更能激励人生，让人焕发出更多的精彩，就如你们这些学姐。张玲燕：@应沪晨 也唯有77-78这两届才让我们这些年龄相距这么大的同学济济一堂，你羡慕我们的经历，我们羡慕你们的年轻啊，何一枫、金树良这两位老大哥就先不说了，就是我，入学的年龄也本应该是大学毕业的年龄了。四年的耽搁，人生有许多种可能都变成没有可能了。[流泪]吴朝骞：张玲燕一出场就与众不同。发出的文章居然是半成品，一时间导演和主角相继甩锅，不知道谁的锅，悬疑剧啊！害的群里昨天无题可聊，尬聊方言。是女孩，就不分左右吗？曾经是七组组员，后来因需要调到八组。我原下了“海岛女民兵”的定义，发迟了，任平等都有描述，再说不免拾人牙慧，可见我等所见略同。张玲燕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讲义气，非常有干劲的人。在校时，不管读书还是其他事，她都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处处争先，勇往直前。当看到她在田径场、在排球场等的英姿，就觉自愧不如，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友情群中，玲燕比较活跃。在这里，我对她的印象更具体了，似乎也找到她的源动力。任何时候都不屈不饶，恰似“老人与海”的主角：人不能被打败，不能屈服于命运！于是就有了在男人堆里，挑重担、赚工分不输须眉；中专考不上，就考大学；不放弃、不言输，紧紧扼住命运的喉咙，活出自己的人生的张玲燕！张玲燕：@吴朝骞 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大大咧咧的，真的心细如丝啊！让你发现这个破绽了。[强][捂脸]。我的文章本来标题是《坚冰解冻的1978》，以我为主兼顾我们公社三个知青77-78年的高考的故事，解说1978年放宽政审让众多青年上大学的主题，发在《120个回望》里。后来班里要出一个44周年高考回顾总集，仕忠说我们没有字数限制，要求有一些经历的同学不囿于高考，写一些过去的经历丰富内容。我就拉七杂八地写了我个人77-78年的故事，写好以后交给仕忠，经他提点，又做了一些修改，然后仕忠一边发到群里，一边又给我提了几点看法，其中说到我的标题太大了。我一看，我已经写了很多我个人的故事，这个原来的标题包括原来的结尾都跑偏了。这个时候文章已经发出，心里慌了呀。然后就跟仕忠提出不发了，仕忠则建议我静下心来慢慢修改。这几天纠结了好长时间，想想黄长江自己学术研究这么忙，还要在这里组稿统稿这么辛苦；半成品扔给同学们我也没法交代；本来群里的事情大家就应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我那样很可能就是釜底抽薪泼冷水了，内心里写过300多万字的检讨书，最后沉下心来，然后调整了结构，修改了标题和结尾。再次谢谢黄长江，谢谢同学们！[抱拳][抱拳][抱拳]。朱承君：我挑不了180，须眉输于巾帼。[呲牙]。张玲燕：@朱承君 一般挑120-140斤, 180斤是小青年们设计骗了我，把猪粪用脚踩得严严实实，看上去只有一点点。我站起来就只有走到底，好在路不长，不敢换肩，一口气屏到头。[捂脸]。农村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扛过去了，他们就会有一点歉意然后有一点佩服，最后就会接受你为他们的一员。庄未央：@张玲燕 牛！样样都是好把式，且打小起就规划人生。敬佩！张玲燕：@庄未央 “新教师”这个把式有我校长懵人的成分，其实我下农村后一直在政治夜校当老师，后来当故事员，我站讲台最起码不会怯场，何况讲稿教案一开始都是老教师们做好的，我只是“照本上课”。[捂脸]。哀莫大于心死，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死心，所以拼命地折腾，说起来我比你觉悟得晚了好多年。[抱拳]。郑广宣：玲燕与我大概是我们同学中中专考不上，只好考大学的唯二之人。但我是真的考不上，她是考上了，却因为政审而被卡了，真得感谢那个卡你的人，否则我们少了一个总是蹦蹦跳跳充满活力的同学，中文系的运动场上少了一个全能型的运动员，我们同学群的群后肯定得换人，莫也同学也只会成为一个不存在的可能……你的知青生活与你在生产队的努力表现，证明你的确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问题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教育吗？你和我及我们中一部分同学的生活经历，是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无论是时代的光，还是时代的灰，我们身上都多少沾染着。其实，我们不想那么惊世骇俗，我们只想正常的生活，按部就班地上学，该升学就能升学，该高考就能高考，然而，时代恰恰要我们见证什么是不正常的社会。我们祈祷社会回归正常，我们希望每天都能喂猪、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大家都能在尘世间获得幸福，我们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张玲燕：@郑广宣 说得太好了，老樊父亲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我却信得一塌糊涂还努力想证明自己是可教育子女。如果一切正常，我们多想正常地上学啊，我现在是我们家族唯一一个读文科的人。郑广宣：无论迟早，属于我们的独特经历和回忆，尽管在不怎么美好之中包含着一种幸运。金树良：@张玲燕 从建国初到1978年那个时候，历次政治运动所产生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人口基数，已经是蔚为可观了（还不包括解放前历次路线斗争的余孽）。从历史反革命、敌特分子、反动宗教、地、富、反、坏、右、不法资本家、投机倒把分子，到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小爬虫、打砸抢分子、林彪余孽、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分子、“四人帮”余孽、三种人，还有革干、革军中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揪出一批，每一批都殃及他们的子女和亲戚、朋友。能够在查三代、查五代的政治审查中过关成为根正苗红的接班人已经不多了。更何况还有8分头的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所以说，減少政审在学校录取时的影响，这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要求。张玲燕：@金树良 你厉害啊，还能列出这么多专用名词，我们这一代看着都很眼熟，真心希望他们全部成为历史。方一新：我和玲燕既是同学，更兼老乡（我的老家就是黄岩县澄江区的前洋方），看了她的回忆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其中玲燕记叙的因为“被定位‘支农’”而上不了高中，早晚在家目送同学上学、放学的情景，令人感慨万分。当年，三国魏人邴原，因为失父家贫，辍学在家，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触景生情，在学堂门口哭泣，引来老师关爱；玲燕则是因为时代的原因，不能像同龄人那样正常上高中（后来勉强读了农村的戴帽高中班），令人扼腕叹息。邴原经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一代名臣；玲燕则心心念念“我要读书”，不管在哪里，都吃苦耐劳，奋勇争先，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大学，后又成为一名出色的大学老师。当年著名谋士荀彧曾评价邴原说：“此一世异人，士之精藻。”放在玲燕身上，也是十分贴切的。张玲燕：@方一新 真的要夸夸那个戴帽中学的校长，那个戴帽高中，本来只是他们学校给本公社初中毕业生戴的“高中帽”，但后来接纳了好多像我这样失学而渴望读书的孩子。一个不大的教室坐了60多个人，这个班级，除了我和77级的曹官法考上大学，其他也有好些考上大专、中专。那个年代，失学的孩子很痛苦，但老师们也竭尽他们的所能在帮助我们。方一新：@张玲燕 戴帽高中校长了不起，[强]。在那个特殊年代，给了你们一张安心读书的桌子。沈澜：@张玲燕 敬佩老张（她在留言本上自称），文章读下来不得不惊叹！绝不屈服于命运，做啥都做到最好，老张是妥妥一奇女子。近来读了这么多回忆文章，好像又重新认识了同学们，也更庆幸自己是78中文的一员。感谢大家的分享，也感谢黄长江同学的辛苦付出。[拥抱][拥抱]。张玲燕：@沈澜 呵呵，好像我就是喜欢在你和小吴彧面前摆老资格[偷笑]，真的很佩服老樊的父亲，乱世中大部分人都被搅乱了思想闹混了头，基本上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混世大战中。老老樊大人自己身遭厄运尚能风骨标杆，老樊兄弟姐妹们不幸之中尚有大幸，羡慕则个。[强]沈澜：@樊诗序 你父亲了不起，在那个年代要保持那样的风骨太难了。我记得阿城在他父亲被平反要庆祝时也说过，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人，要自己肯定自己，无须别人来评判，要是判断的权力掌握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陈建新：沈澜说得对，人本来应该活得随心所意，但中国人太看重别人的评价，尤其是政治高压时期，所以，樊父为人非常难得，值得点赞。[强]。任平：在中国，政治高压随时引发人的私欲膨胀，恶意复燃。许多整人之事就是这样产生了。于是有两种人：一种是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甘受打压，一种是顽逆不屈，坚持自己的信念人格，于是大受迫害，乃至绝境。二种在杭大“文革”中都不鲜见。张、樊所述真切，颇有感焉。陈建新：张玲燕从小就有上大学的志向，而我恰恰相反，归根结底还是环境影响。他堂姐堂兄都上大学，好几个在杭州的我也很熟悉，而我自小到大，没见过几个大学生。我妈妈扫盲班出身，也十分喜欢文学作品，“文革”前两年，她一个工厂女工，自订了《人民文学》，每期看完就带回家，就成了我的读品。“文革”前，她一个年轻男同事，居然去复旦大学读调干生，临走送给我一本《九成宫》字帖，我练过一段日子，最终仍然未入门。他毕业后分配去了陕西，好像是历史系毕业，所以也没有成为我的偶像。唉，人就是环境创造的动物啊，像王冕那样放着牛却一心要当大画家，毕竟是难得一见的天才。余皆碌碌无为之人矣！沈卫东：@张玲燕 ：你的回忆文章我看了两遍，有两个场景很感人，其一是没有高中读，站在门口看别人上学放学，那种羡慕和渴求读书的心态刻画，如在目前。提一个小建议：“捧着书本”，改为“挎着书包”，可能更符合那个年代。[调皮]。张玲燕：@沈卫东 真奇怪，我们那个时候，县城读书什么风气啊？没有书包的，上学就捧几本书。大家都这么捧，可能一开始读初中的时候，半日制，一个教室上下午两个班级在用，教室课桌上不能放任何东西，所以携带的书本都是最简单的几本吧，也或者是当时什么流行风，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真的不挎书包的。任晓岗：我们读高中时也不背书包只在胳肢窝下夹两本书，当时的时尚，传说大学生是这么个造型的。[呲牙]。陈建新：关于那时候背不背书包的问题，吴朝骞的文章里就讲到，我们都呼应过，那时候的人不背书包，朝骞说是读书无用论造成的，我也这么以为。背书包是“文革”前的事，那时候好学生都要背书包上学。我们上初中就流行不背书包了。沈卫东：张玲燕同学在大学时期给我的印象是走路风风火火，脚步踏实有力，浑身使不完力气的那种。文中那张排球队的照片，又把我带回昔日当过一次你们兼职教练的场景。叶晓芳，张玲燕，还有金红，都属于打不垮的角色，对方垫球过来，我必更加凶狠地垫回去，可怜两只手臂都垫得通红通红的，垫来垫去，也得不了分，赢不了球，就是那种绝不服输的劲头，急得徐敏在网边使不上劲，干着急。最近这些年头，昔日的铁娘子，一会儿腰疼，一会儿耳晕，怎么成了林黛玉了？[调皮][调皮]。张玲燕：@沈卫东 沈教练啊，你要知道我上大学前都没有见过排球，哪来的技术啊？我们就是跟打乒乓那样的来来回回。[捂脸]，徐敏比较专业，但一个专业的遇上一群不专业的，英雄也无用武之地啊！[呲牙]【黄仕忠辑录】作者简介：张玲燕，女，1956年出生于台州市黄岩区，1974年在当地农村插队落户，1977年任民办教师。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任黄岩师范学校教师、浙江警察学院教师。一生回眸，最留恋三年农村生活，风霜雨雪都是人生体验；最爱三尺讲台，纵横卑阖看遍大千世界。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