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云烟是什么意思（列宁的成长故事黄仕忠︱往事如轻烟，摇曳在风中——怀念业师徐朔方先生)
一
我于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本科时，徐朔方先生并没给我们年级开课，我对先生也一无所知。三年级下学期，我决定报考本系研究生，看到导师栏里有他的名字，我才开始去做了解。
先生本名徐步奎，但其论著都署“徐朔方”，外界知其笔名而不知本名。80年代初，有一位北方学者来杭大做访问研究，写明要跟随徐朔方教授，见面的却是徐步奎老师，他十分怀疑是否搞错了，徐先生只好解释说：我就是徐朔方。
——我后来到中大，有人说，你们中大有两个学者很厉害，一个叫王起，一个叫王季思。——也许这样的故事，在每个学校都会有的吧。
我曾琢磨过先生的本名与笔名，奎宿主西方，朔方在北疆，两者似无联系，我也一直不敢问。后来发现先生在诗集《似水流年》的自序中，已经揭开了谜底：“西北的中心是古代的朔方，那时千百万青年都有过对它的憧憬。这是我笔名的由来。”
未见先生，就听说了不少他的“八卦”。结论是：学问确实好，为人很可怕。
我的同乡学弟宣新瑞，79级的，他说系里曾安排同学分小组去老师家帮忙打扫卫生，老师们都热情接引，糖果点心摆满茶几；到徐先生家，压根就没让进门，先生出门与同学边走边谈，走到大马路上，就说：你们走吧，家里的事我自会做的，不麻烦了。
然而我再次听说同一件事时，却已变了味道：学生连门都没让进，就被赶走了！
这件事还要从杭大的沈文倬先生（1917-2009）说起。沈先生家人在上海，工作在杭大，年过花甲，独自生活。我们年级有一位同学，平时如子侄般照料先生，沈先生很感激，系里认为这是正面典型，值得推广，于是发动学生去帮老师做事，作为学雷锋日的活动。
79级胡正武同学还记得这事：这一次到徐先生家里去“学雷锋”，被徐先生笑说“我家不用你们打扫，我陪你们到外面散步”，就把我们三四个人一起引到河东宿舍外的大路上，然后跟我们说你们回去吧，他还有事回家去了。这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回忆起来，应该是1981年3月5日的事。时间本来记不牢，因为是学雷锋，记得牢了。
正武又说，同一日到姜亮夫先生家学雷锋，是受到姜先生的优待，不让我们干活，让我们坐他周围，听他讲话。具体的内容已经忘记，但当时姜先生的音容笑貌还是未忘，特别是他的厚厚的眼镜，特别难忘。
我又听说徐先生考试极严。79级楼含松同学说，徐先生给他们班做一次期中测验，“结果班里几乎有一半同学不及格”。
而且，徐先生不喜欢打高分，他觉得80多分就已经很高了，所以给分极是“吝啬”。而其他老师，有的会给90分以上，并且全班都是。
——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我这一届古代文学研究生共录取五人，专业课成绩，有一人61分，其他四人都是60分。大概导师们觉得够录取线就可以了。我很怀疑这是徐先生定的，那时他是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当时有位60年代的毕业生，因晋升职称需专家意见，便给母校送了篇手写的论文，谈《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系里交给徐先生评审。据说徐先生的评语是：姑且不论观点如何，仅这么多病句错字，就不合格！——其实按资历和成绩这位老师应该评上，论文评审只是走个过场，徐先生却认真了。
系里极是尴尬，只好悄悄换个人，重写了评语。那人顺利晋升，而徐先生“不近人情”的名声就传了开来。
还有一些故事，是后来陆续听到的，而且都是别人主动告诉我的。所有内容，都往同一个方向集结：怪！
锱铢必较。你们徐先生，都大教授了，出差回来，连几分钱的公交车票，也点得一清二楚。
不合于群。那种场合，别人大多打个圆场，哈哈一笑。你们徐先生，一是一，二是二，十分较真，老叫人扫兴。
不合时宜。你们徐先生，参加全国“振兴昆曲”会，坐在主席台上，那些比他老的先生都在献计献策，他却说：该死掉的总归要死掉的，不是想振兴就能振兴得了的。
崇洋媚外。你们徐先生，才去了美国一年，回来逢会必谈美国的好，说到那里借书的方便，甚是夸张；又声讨国内图书馆，明明有书也不让他看；还得意地炫耀，他编明代曲家年谱，就是凭了美国的资料才完成的。会中人面面相觑，他还意犹未尽。
——美国图书馆的好，我听徐先生亲口说过。他说：“到浙江某馆，尽管找了人，就是不给看。在美国，几十部明版线装书就堆在我的桌子上，本馆没有，就从外馆给调来。”我自己在国内访书，也是尝遍各种滋味；2001年以后，我有机会到海外访书，是有书就能看，最多不过要预约，才深深理解当年徐先生为什么“逢会必说”。图书馆是知识开放的公共平台，但在我们这里，这些藏书似乎成了管理方的私产，得看他们的脸色与心情，要等他们“研究”过了，才能给其他学者使用。我一直想写文章来说说这种不合理现象，只是后来我与图书馆界的人也成了朋友，就不好意思再说了。
跨界占地。你们徐先生，明明戏曲小说做得好好的，忽然又来做《史记》了；做了倒也罢了，还专挑司马迁的错……
——这里其实包含了两位学者的话。前一句是一位系副主任说的。我当时只能唯唯，私下则腹诽：你都知道他是我的导师，为什么还要说这话呢？有谁规定了学术的地盘？你这么说岂非太过狭隘？难怪做不出大学问！
先生说：《史记·平准书》说“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司马迁这话也说得过头了，怎么可能天下人都去铸钱的？这不是史书应有的语言。——后一句出自某位崇拜司马迁的学者，他大约是看不得这般的批评。
说话噎人。你们徐先生，系办让他做事，他却不耐烦地说：这种事体难道不是你们该做好的？
——这确是原话，但只录前句，省了后语。徐先生认为职责应当分清；该是他的，他决不推托；该是别人的，就不要放到他头上。
江湖传言：在路上见到徐先生，你恭敬问候，他未必都会应答，有时只是严肃地看你一眼。
……
说起来有些好笑，当时我的感觉是，大家都怕徐先生，又不敢与他当面论理，于是一个个都向我这个学生来诉苦。
二
我这个诸暨人，家母总说我是个“木柁”，憨而犟。诸暨人做事，是“石板地上掼乌龟——硬碰硬”。这么有学问、有个性的学者，不正是我所希望的导师么？至于他人的评说，与我何涉？杜甫有诗，“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用在这里当然不合适，我的意思是：正因为人家这般数落徐先生，我才更加迫切地想要了解他。
当时元明清文学专业有两位导师招生。报名前，我去问先生，他只说了两句话：我招戏曲；我们卷子不同。
另一位导师招小说方向，我一开始其实更想做小说研究：大学刚入学时，班里分配参考书，我得到的是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我就从唐人小说读起，中间经本系前辈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再顺势而下，涉足明清小说。而戏曲，则从来不曾留意过。
但不知为什么，我却认准了要跟徐先生。
当时离考试只剩下三个月，我硬是把图书馆能找到的戏曲研究书籍，全部通读了一遍。其他的课程，则完全没顾上——当然，也因为范围无边，没法复习。
考试后，我上了线。后面好像有复试，是等额面试，没有悬念。
确认录取，已经到了五月。我去拜见徐先生，先生说，下学期要给79级开“史汉研究”，你可先通读两书。于是在九月入学前，我通读完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汉书》，不仅了解了史事，也获得了语词及名物典章制度的有关知识。后来听人说蒋礼鸿先生能背前四史，老一辈把这些视为必读书，我顺势把《后汉书》和《三国志》也通读了一遍。
开学后，我去听“史汉研究”课，先生提点说，《汉书》抄《史记》而又有修订，可以比照着读。杭大有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我借了出来；对《史记》《汉书》的重合部分作了比勘，把异文记录在八开的白纸上，细加体会。
我发现班固做了细微的修订，可见班、马观念上的差异；颜师古注《汉书》，没用《史记》作校勘，班固误改和抄误之处，多强为之解；司马迁写史，起初是歌颂盛世，想讨好汉武帝的，部分篇章曾经进呈，留下了“臣迁谨记”等痕迹，完稿时，则是“藏之名山”，不想给武帝看了，等等。
其中“磨钱取镕”的“镕”字，意为“钱范”（略如翻砂用的模子）；《汉书》作“鋊”（另一处作“铅”），师古释为“铜屑”。此字的解释，是了解五铢钱得以确立并通行七百余年的关键。若将铜钱磨成铜屑再铸钱，未免太过麻烦，直接熔化了重铸，岂不省事？我认为《史记》是对的，原本说的是提高铸钱的难度与成本，再不能随便印个模子就来铸钱，现在防止伪钞，用的也是同一方式。我撰成一篇小文，二年级时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上。——徐先生是从美国回来后才看到的，给了表扬。
就这样，我第一学期几乎没读戏曲，第二学期仍在做《史记》的纵深探讨。我忽然觉得不对：到底是做《史记》，还是做戏曲，这是一个问题！戏曲才是先生的擅长，我是跟先生来做戏曲研究的！
于是第二学年，我回到了戏曲领域。
然而，学期初徐先生就去了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整整一年。不过，我觉得自己目标已定，要读的书尚多，无课打扰，正好系统阅读。每天早晨起来，泡一杯清茶，摊开书本，直读到晚上撑不住眼帘。如此这般，将元杂剧读过两三遍，并作札记，写不出时，没话也要找出话来“硬写”，居然累积了数万字。明代作品，则主要通读了早期南戏的明刊本和《六十种曲》等。读《琵琶记》时，按《史》《汉》相同内容作比较的方式，把最早的版本与明代通行的版本作了细致的比勘，发现版本的差异，其实是接受与重构的结果，于是找到了毕业论文的题目。
这般独自学习，其实很快乐。我每个学期至少写两篇小文章，抄正了，寄去美国。半个月寄达，再过半个月后得回信，聆听教诲。有一次先生回信时顺手用了杭大介绍信的背面，我保存了下来。
近来听马大康兄说起，才知道他们那时嘻笑着称我是“遥控生”。
难怪那时我会听到许多徐先生的怪故事，而且都是别人主动讲给我听的！也许大家是在委婉地提醒我，跟着这样的先生，实在是受委屈？也许是看着我这傻大个懵懂无所觉知，对我深含同情与怜悯？再或是带着嘲弄的口气，想看我这“西洋镜”？
但我心既定，便不会在意别人说什么。我只是在心底里反复地问自己：
这些故事中，作为主角的徐先生本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看问题的逻辑基点是什么？他的价值标准是怎样的？是他完全不合于群，还是“众人皆醉吾独醒”？他还有多少与别众不同之处？他究竟走过什么样的路才来到这里？我该学他么，会如齐白石所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这些都是夜深人静之时，在我脑海中冒出来的问号。它们日复一日地回荡着，深深地刻蚀在记忆之中。
三
在读研之前，我以为做古代研究的老师，每天都钻在发黄的故纸堆里，所思所想亦多属“冬烘”，不谙世事。
读研之后，才知道徐先生毕业于浙江大学英文系，精通英国文学，能读外文原版书，会弹钢琴，爱唱昆曲，擅写新诗，年轻时喜欢穿西装背带裤……强烈的反差，让我目瞪口呆。
年轻时的徐先生，十分洋气。
先生说，他在1943年考入浙大中文系，听了一堂繁征博引的《庄子·逍遥游》之后，就与《牡丹亭》女主角有了同感：“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于是第二年就转到了英文系。此后读英诗，写新诗，如鱼得水。他用英文写了毕业论文《诗的主观和客观》（Poems：Subjective and Objective）。论文以勃朗宁（R．Browning）的长诗《指环和书》作为评论的起点。他觉得勃朗宁的戏剧诗属于“客观的诗”，与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的“无我之境”异曲同工。
1947年从浙大毕业后，先生经夏承焘介绍，在省立温州中学教英语，先教初中，后来教高中。英语之外，也教语文，并一度与化名张嘉仪的胡兰成做了同事，过从甚密。胡对中外文史哲都很有修养，在胡的影响下，先生看了不少佛经。
浙江大学龙泉校区时的夏承焘、王季思（左二、三）
1949年，先生调入温州师范学校，当了中文老师。
1954年春，因夏承焘等师长的运作（《天风阁学词日记》：“夕，[吴]天五来，谓徐步奎是不易才，当争取其来师院。”），先生调入浙江师范学院。——这所学校在院系调整时从浙江大学拆出，1958年重组，改名为“杭州大学”，1998年又重新回到浙江大学。
徐先生是调入之后，才开始正式发表学术论文的。第一篇论文是《论〈西厢记〉》，发表在《光明日报》1954年5月10日的《文学遗产》专栏里。
徐先生是浙江东阳人。东阳与诸暨南部相接，两地风气相近，所以他是典型的“山地越人”性格：为人实在，不作虚语；耿介狂狷，特立独行；是非黑白，界限分明。对于吴人式圆滑婉转，非不知也，乃不为也——所以他的弟子也以耿介者居多。
东阳人的根性，英文系的底子，让他面对中文系的事务时，与“正统中文人”格格不入。
徐先生多次说：“我这个人很好说话的。”他的意思是别人难说话。我点着头，心想：您是不知道别人怎么说您很难说话的呵。
徐先生说：“你必须守时，约定的时间，不可迟误。”说到这里，他又呵呵一笑，说：“当然，我会等你的。”他的意思是别人未必会这样。我从此记住了现代礼仪的要求。
徐先生说，你不要太相信书上的话，别人的话，哪怕他自己说的，也不一定靠得住。我点头谨记。我知道他不是对人不信任，而是人之所言，因具体场景不同，其表达方式与真实含义之间存在着差异，不能只按照字面去解释。
徐先生总是把他的观点摆在十分明晰的位置，开口就是 “我与你不同”，甚至说“我与你完全不同”！
1988年夏天，我与廖可斌兄在泉州参加学术会议（他当时是博士二年级），我们俩中间“溜会”去爬山（徐先生说：有些发言没必要听！）。我们交换了对徐先生的印象，可斌也大有同感。他举例说，午餐时，他开玩笑说：“徐先生，今天我与您一样了：餐后刷了牙。”先生马上说：“我与你完全不同：我是每次餐后都刷牙的！”
80年代后期，与博士生廖可斌
我想起诸暨话说某事“横直”如何，直接转成普通话，就是“一定”如何，其实原意是“很大可能”会如何，只是那样说就太啰唆了。这种方言语词的转换，使含义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让听惯普通话的人很不习惯。徐先生说“完全”，大约是如诸暨普通话所说的“一定”吧？
当然，徐先生不会不知道这些差异，但依然我行我素。他甚至故意让自己的倾向表现得更明显一些。在世俗社会中，我们都主张说话要留有余地，但在学术领域，这种圆滑的两面讨好的做法，会让讨论失去意义。所以，除非不介入，既然介入，就得表明立场！
学弟楼含松说：熟悉徐先生的人，经常会听他说两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不知道。”有一次，徐先生毫不客气地指出：“你的文章，‘也许’‘可能’用得太多了，既然自己都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写出来呢？”
日本神奈川大学的铃木阳一教授，1990年代曾跟先生学习一年，他说：我有时介绍日本学者的看法或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回答一般只有四种：“我同意。”“我不同意。”“我不知道。”“我没有根据，不能说。”
那时徐先生常常有“大煞风景”之举，始终不见有所改变。
他在1980年代初就写了一篇关于汤显祖与梅毒的论文，指出随着中西交流，梅毒传入中国，汤显祖因此得病，“病患给他带来的苦痛经验，影响了他的诗文戏剧创作”。这内容有些耸人听闻呵！直到20年后，文章才在《文学遗产》上发表（2000年第1期）。有学者咄咄称怪：你们徐先生，毕生学术得益于汤显祖，也不替他遮一下！（这是怕别人说汤显祖不检点呢！）
早在1956年，中国剧协组织讨论《琵琶记》，共有一百七十余名学者参加，总体上是肯定此剧的成就，他却是会上仅有的三位反对派主将之一。会议结束作总结时，在王季思老师的批评下，他才退让说自己对此剧仍需要做深入了解，但又坚持认为别人的观点还不能解释他质疑的逻辑。
事实上他对学术的这种态度，贯穿终生。他在许多学术问题上都与主流观点很不一样。
例如50年代以后，人们总爱引用列宁的话：“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徐先生却说：“列宁没有研究过中国的宋史，引列宁的话来论定王安石，有什么意义呢？”
再如1960年代初，他与侯外庐（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副所长）展开学术争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要他据侯的观点修改《汤显祖集》前言，他不肯。此集在1962年出版时，一书两“前言”，观点存分歧，成为奇观。
80年代初，某市有“衙内”依仗父势，多次在别墅家中强奸、轮奸女青年，在“严打”中受到惩处，社会舆论拍手称快。但先生认为其父也有纵子为恶之责，于是在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以人大代表身份递交了议案，要求追究有关官员的关联责任。虽然没起到作用，他却觉得自己做得对，很有必要，逢人便说——也和我说过多次。
62级系友贺圣谟说：我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听徐先生说过自己是个“荒谬”的人。
2001年，纪念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在会议最后一场，先生致答辞，就自嘲说“我是个捣乱分子”。
因为他总是挑起学术的纷争，十分噎人，让人无奈，完全没有老先生身上常见的那种“温柔敦厚”。
2001年，杭州。左起：张梦新、黄仕忠、廖可斌、黄子晋与徐先生合影
其实先生并无成见，只是奉“理性”为准则，强调务实求真，唯真理是求。
他认为学术研究，不过是“实事求是”而已。所以他对别人质疑他发表汤显祖与梅毒的文章，大惑不解，认真地说：“我有证据呀！”——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和“为尊者讳”有关系，而他原是在学术领域怀疑一切“神明”的存在的呵！
所以，世界很现实，先生太天真；他愈到晚年愈见赤子之心，别人却说：您已德高望重，怎可罔顾世情？
……
四
渐渐地，我能理解先生的这些“怪”，而这些“怪”却慢慢变得“不怪”了。
依传统观念，为人要圆润，观点要摆平，说话要周全，若有棱角，便不妥帖。徐先生虽然做传统文化研究，实际则属于“现代派”，其行事符合国际潮流，却与世俗格格不入。
他认为，作为导师，要对学生的学习负责。每次见面，必问我有什么问题，读书有困难否，但从来不问我的家事及情感问题。
或许是受西方观念影响，他对人际空间距离较为敏感，通常不会请人到家里去。那时他的居室狭窄，上有高堂，下有二子，外人进出，着实不便。他没让本科同学进家门，原因亦在于此。而姜先生那时年近八十，只师母在旁，居室稍宽，喜欢学生前去，因为年轻人会带来活力。所以两者不能简单比附。
不仅如此，徐先生自己也是不轻易进别人家的门的。据我的老同学、浙大方一新教授回忆，有一次徐先生突然来他家，就站在门口（请他进来，他不肯），扶着门框说：“你们第一本书不错，但再出书就应该有所拓展，不能还是那样写了。”当时先生年过七旬，专门爬上六楼，为的是告诫这对年轻的学者夫妇，却连门也没进。
我是学校“中长跑队”和篮球队的，身高体壮，曾帮助许多老师搬过家。但我前后跟随先生四年（包括工作一年），他从来没为家事而找过我。唯一的一次，是他老母亲骨折住院，医院电梯检修，先生让我找几个同学帮忙抬去做X光拍片。我们到医院时，离约定时间还有不到十分钟。一眼看见先生站在病房门边的走廊上，脚下放着一个黑色人造皮革提包，双手捧着一本线装书。看见我们到了，他赶紧合拢书本，说：“啊，对不起，医生说可能还要晚几分钟。——你们带书了没有？”事后，他记下了几位同学的姓名，他把新出的著作，每人送了一本。
徐先生有两位公子：长子礼杨，学数学，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幼子礼松，学物理，北大毕业。先生不像传统家长，“养儿防老”，一定要留个儿子在身边，而是任他们自由发展。他认为儿女不是父母的附属品，有独立的人格，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1985年前后的全家福（前排左一为大儿媳）
那时没有电话，徐先生说有事要找他，就在晚上七点之后，因为这时晚饭已吃完。我在门口一探头，师母就微笑着来打招呼，让我稍等，先生换了鞋出来，就带我往黄龙洞散步。
徐先生喜欢散步和爬山。如果在夏天，他更喜欢游泳，只是我从没跟他去过，也不敢想像与他裸裎相对的样子。
外地学者来，先生从不叫他们到家里去。
学弟楼含松说：“在徐先生家，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正在与徐先生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有人敲门，徐先生总是快步走到门前，打开一条缝，问来人有什么事？不管是熟人还是生客，只要没特别重要的事情，徐先生一般不会让人进门，就隔着纱门，简单将事情说完，道声再见，随手就将门关了。”
我硕士毕业答辩时，请了复旦大学李平教授做主席。李老师说：“你们徐先生，早上五点钟就来叫我去爬山！”
答辩前，我去见先生。先生说了一些要注意的事情，然后宽慰我，也是感慨：“不用担心，会过的。我不太同意刁难学生的做法，卡住了，过半年还得再来一次，大家都麻烦，何必呢！”
先生这话让我心中大定，其实我也没担心出问题。那时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以为自己对《琵琶记》的解读，以版本比较为基础，用了接受美学的思路，对材料、观念、历史过程以及人情物理都有所考虑，然后提出己见，这肯定符合先生的要求。因为先生说过，能“自圆其说”就可。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对《琵琶记》的这种“肯定派”的解读，与徐先生当年作为“否定派”的主将，天然就是冲突的。那时学生与答辩委员的观点相左，就曾引发过不少“事故”，何况与导师观点直接相左！旁人都替我捏了把冷汗，我却木然无知。难怪李老师意味深长地说了句：“黄仕忠，你呀！”
徐先生从不鼓励我去拜见学界前辈，除非有事。他说，大家都忙，不要无端去打搅；真想了解，就去读他的书。
1985年冬，谭帆兄从沪上来，让我带他去拜见徐先生。我俩到了先生家门口，先生说“稍等”，换鞋出门，让我们随着他走。过了马路，走到校园内，先生说：你有什么要问的？谭帆急中生智，想出三个问题。先生说：第一个问题，我没有研究。第二个问题，你的说法本身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说完，前面已是谭兄住的杭大招待所，于是道别。谭帆说，他原是礼节性拜访，就见见老先生，寒暄几句，猝不及防之下，出了一身冷汗。
对于先生的问答风格，很多学者都说有同样的感受。
我师兄郑尚宪谈到他1990年3月去杭州组稿，可斌兄告诉他，此前不久，有一位外地学子慕名去见徐先生，甫一见面，徐先生劈头就问：“有何见教？”该生讪讪地说只是想见见他。徐先生说：“那你现在见过了，可以走了。”顺手拿起书看起来。
1986年秋，我到了广州，发现广东人说请人“吃茶”，其实就是吃饭，但不在家里请，而在馆子里。只有极为亲近且与家人也熟悉的人，才会请到家中吃饭。当然，现在南北各地都是这样了。徐先生的许多做法，在今天已属平常，当年却是让“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借用鲁迅名言）！
再后来，我慢慢听到了许多认可徐先生的声音。更有意思的是，大多却是拿徐先生为基准来说其他老师的不是，令我哭笑不得。
系办老师说：你们徐先生其实蛮好说话的，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答应了就一定会做到。
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最怕的是模棱两可，因为无所适从。系办承诺的事，事后没做到，徐先生会很不高兴，但系办愿意“认栽”；有些先生当面答应得好好的，过后却忘了，还不能与他“理论”，因为他说根本就没答应过！
有一次，我看到徐先生在系办有说有笑，那样子真的“很好说话”，让我差点惊掉了下巴！
系办老师又说：你们徐先生最讲原则，每一分钱都算得清清楚楚。
——我知道他们是在说有些老师爱占小便宜。徐先生认为，合理的报账，哪怕一分钱也该算清；不合理的，再多他也不取。
系友贺圣谟忆道：宁波师院曾请徐先生做兼职教授，要奉寄酬劳，徐先生说：“不曾上课，自然不能收受兼职费，作为知识分子，这点觉悟还是应当有的；若你们定要寄钱来，只好从邮局原封退回，那样大家都麻烦了。”
许多学者当面对我说：
你们徐先生评学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有一分就讲一分，从不含糊其辞，不怕指名道姓，也不管对方官位、影响高低。
——据我所见，先生论太史公生年，力主王国维，反对郭沫若；当时观堂属“遗老”，鼎堂誉正盛。
你们徐先生最好说话，连本科学生指出问题，有一毫可取，都照录于书，还表感谢。
——我所见有二例。一是考太史公生年，79级一位本科同学的观点，被先生收录于书中。二是先生批评一些戏曲，主人公明明是福建泉州人，自报家门时偏要说是光州人。我博士同学郑尚宪是福建人，让我转告先生：福建人多系河南移民后裔，习惯自称光州人，乃不忘根本之意。先生在文章结集时，便据此作了修订，并注明来源，复赠书以表感谢。
有77级同学说，你们徐先生的课，最突出的特点是决不盲从，不相信所谓权威，凡事都有自己的看法；他多次让我们删改教科书上的文字，从此我才知道，原来教科书也是不可信的。
……
很多人说，你们徐先生对学术的态度，与流行的风气大不相同，令人感佩。听到那许多赞美的话语，我作为学生，深感“与有荣焉”。
蓦然发觉，前面所举的种种“怪事”，到了新世纪，早已是“日常操作”了。
如此说来，徐先生的“怪”，是他的思想与行为，“超前”了这个社会至少二十年，并且很早就与“国际接轨”了。只是那时改革开放的车轮刚刚启动，旧有的思想、旧有的观念、旧有的习惯仍顽强地占着主导地位，人们才会觉得徐先生的“怪”不可理喻吧。
2001年10月在杭州与先生的合影
五
我很好奇，先生的学术之路是怎样的，他究竟是怎么做出这样一套学问来的？
也许这一切，要从“浙大英国语言文学系”说起。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当年在英文系，年轻的徐朔方究竟读过哪些西方著作，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究竟理解到什么程度。从他以学术求真、强调逻辑思维的做法中，我嗅到了类似王国维的某些气息。王静安深受康德、叔本华影响，将学术视为求真。日本学者狩野直喜说，“正确理解西洋的科学研究方法并用于中国学问之研究，是王静安所以成其为卓越学者之故”。徐先生出身英文系，做中国古典的学问，庶几近之。
先生说，他对新诗的喜好，远超旧体诗。他的新诗，又有着英伦诗人的影子。他对外国文学的喜爱，更是贯穿终生。有次他外出开会，我见他那不大的手提包里，就装了一本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中译本，很厚，颇沉。
徐先生比夏承焘、王季思先生晚一辈。虽然在1947年已大学毕业，但当时并无著述；他是到50年代才成为学者的，路子与老师们明显有异。
徐先生比吴熊和、蔡义江老师又高了半辈。他与这些50年代培养的学者，路子也不一样。
在1980年代的学术大厦里，徐先生处于“夹层”的位置：上不搭边，下不相同，别树一帜。
当时“文革”刚结束，老一辈日渐凋零，幸存者中，头脑清晰且能做研究的，寥若晨星。老杭大的知名学者，任铭善、胡士莹已经去世，词学大师夏承焘居北京，已不能写作（1986年去世）；墨学大家王焕镳（驾吾）仍担任系主任，但已经不上课，而且在1982年就去世了。只有姜亮夫先生（1902-1995）作为老一辈的代表，仍然在第一线，并将学脉延续到了90年代初。
徐先生很恭敬地称王季思先生为老师，但他其实并不曾跟王先生学习过。先生自己说：“王季思是我的老师，不过，我没有做过他的学生，我只是在大学时听过他一次关于‘比兴’的演讲。”（据师弟徐永明记录）
1950年前后的王季思先生
我的同事董上德教授，早年亲炙于王季思先生，曾从王先生那里闻听许多旧事。他说：王、徐二人是通过杨笑梅认识的。杨是王先生在浙大时的学生，又是温州同乡，王先生对其才华甚是欣赏，指导她做《牡丹亭》的注释。杨、徐结缡，王先生才认识了外文系毕业的徐朔方。
徐先生读大学时从中文系转到了英文系，毕业几年后再跨回中文系，他其实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学者。——有意思的是，他的老师夏承焘就是“自学成才”的；前面提到的沈文倬先生，则是“自学成才”的礼学大师。
徐先生说他很庆幸，从1954年调入高校教书，没有做过助教，不必因“对导师的衷心敬仰或是出于世俗得失的考虑”而“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大树底下好遮荫”，但“浓荫底下长不成茁壮的幼树”，“作为新手，三四年内我教遍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文学课程”（据查他讲过教育实习、儿童文学、现代文选及习作、外国文学等；并一度担任外国文学教研室副主任），这“逼使我涉猎了比我的专业远为广阔的范围”。
不仅如此，他认为自己做学术研究，只是一个“误会”。他说，“我得坦率地承认我从来无意于研究，而有志于创作”。他的目标是做一名诗人，年轻时写过很多新诗。调入浙江师院时，自填专长，是“发表过一些新诗”（据其档案）。他说“我要承认我的任何一篇论文都没有像我写作《雷峰塔》时那样认真，它占用了我一生中最好的岁月”。所以他在《徐朔方集》第五卷设有“创作编”，收录了随笔集《美欧游踪》和新诗集《似水流年》（长诗《雷峰塔》也在其中）。
人们或许不怎么把他这些话当真。近二十年来，有两句诗“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深受年轻人喜爱，流传颇广，许多人将之置于沈从文名下，其实这是徐先生的诗，发表在1948年《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十二期。
先生曾说，“几首小诗，1948年承废名先生介绍，发表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在同期杂志上，有徐朔方的两首诗，列在林徽因、废名、林庚之后，穆旦之前。这几位都是新诗史上的名家，却无人注意到其中的青年诗人徐朔方。
这“诗二首”，其实是陈子善先生首先发掘出来的（2018年3月24日《文汇报》笔会），稍后复旦杨新宇老师注意到徐诗成了沈作（文载2018年4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廖可斌兄另撰专文作了澄清（见2022年7月30日《中华读书报》）。
我想，徐先生对英国文学的修养和他的新诗创作，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学有一种独特的感触，而这是从事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素养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说，“文学就是文学，原没有古今中外之分”。
我查看徐先生早年的论文，从他而立之年开始，数年之间，爆发式地连续发表了多篇戏曲研究论文。1956年7月，他将这些文章结集为《戏曲杂记》，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一年他34岁。
此书共收录八篇论文。据文末所记，最早一篇即《论〈西厢记〉》，不仅初稿写于1952年12月，刊载也是最早的：1954年5月10日《光明日报》；其次是《汤显祖和他的传奇》，初稿写于1953年5月，刊于次年，接着是《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1953年10月写成。最晚一篇是《洪昇和他的〈长生殿〉》，署“1956年3月据旧稿改写”。全书共111页。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的新撰戏曲研究论文专集之一，1957年3月第二次印刷，1958年5月第三次印刷。
因为这些论文与专集，1956年，他从外国文学教研室转到了古代文学教研室，直接接受他的老师、教研室主任夏承焘的领导，从此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为世人所知。
我查这一时期新刊戏曲论著，有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1955.9）、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1956.12）、任二北《唐戏弄》（1958）、周贻白《曲海燃藜》（1958），赵景深《元明南戏考略》（1958）和《读曲小记》（1959），等等。以上学者的著作，一部分工作是1949年以前完成的。徐朔方是王老师之后的第二位结集者，但都是新撰论文，也是其中唯一的青年学者。
当时，刚刚经历了大学院系调整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政府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学术，一些老教授提出“三年不读线装书”，腾出时间来研习马恩著作。只是这些旧学根底深厚的学者，想要掌握马列新思想，并运用到文学研究之中，不是短时间就能做到的。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胡适之流的“烦琐考证”正受到猛烈的批判，人们迫切希望用新方法、新视角，按新的政治标准来揭示古代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来批判地继续遗产，并创造出一种新的论文写作范式，来承载这个时代的思想与学术。
我读50年代的戏曲研究论文，老学者所写的新文章，多为“漫谈”式写作（多题作“漫谈”“谈谈”），先用几句话提出问题，然后摆出一二三点意见，就构成一篇论文，给人的感觉颇是单调。
用新观念、新方法撰写戏曲论文比较出色的，当推王季思先生。他在1954年发表了《关汉卿和他的杂剧》（载《人民文学》本年4月号），用新的视野高度评价这位斗士式戏剧家，揭示《窦娥冤》等杂剧反抗黑暗时代的内容与精神，这为此后的研究定下了基调。1958年10月关汉卿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这篇文章起了重要的作用。夏承焘教授对好友王季思的论文写作十分赞赏，以为是自己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实上王先生在整个50年代也只写了几篇这样的论文，其中还包含为校注本《西厢记》《桃花扇》新写的两篇前言。
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的徐朔方脱颖而出，成为戏曲研究领域一颗璀璨的“新星”。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他为戏曲名著作校注，他很快就完成了《牡丹亭》（与妻子杨笑梅合著，1958年4月）、《长生殿》（1958年5月）二书的校注。
这样，中国古代四大名剧的权威校注本，他与王季思老师各占两部，从1950年代到如今，影响了千百万的读者。但王注《西厢记》是在1940年代完成的，《桃花扇》则是与学生苏寰中合作的；徐朔方虽说有太太杨笑梅的协助，其实几乎是独力担当的（当然，王季思、夏承焘、任铭善、蒋礼鸿等人都提供过材料或修订意见）。
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汤显祖年谱》（1956年初稿；中华书局，1958年11月）。继之又完成了《汤显祖集》中诗文部分的整理（中华书局，1962）。
这些成绩，在那个时代，可谓达到一个学者的极致了。但在徐先生自己看来，这只是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便于多向拓展而已。
1963年，他写下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文，展开了他的“世界文学”视野。囿于当时的形势，该文一直没拿出来，直到“文革”过后，才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1980年代之后比较文学热潮兴起，殊不知他已早着先鞭。
他发现小说《金瓶梅》里引用了李开先的《宝剑记》传奇里的曲文，由此深入思考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认为两者“同生共长，彼此依托，关系密切”。
在“文革”期间，学术凋零，到处皆为“禁区”，他无奈之中，积极寻觅尚可涉足的新领域，展开了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到80年代初，在为学生开设了几次选修课之后，他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为《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即使在“文革”中，有一次他在给工农兵学员上课，谈到学术讨论时，也强调要有“思想自由”，他说：“学术交流不自由，就相当于李玉和——戴着手铐脚镣跳舞！”（据赵延芳老师的回忆）
1983年秋，他赴美国访学一年，在得以完成他系列性的晚明曲家年谱的同时，通过与汉学家韩南等人的交往，加快了小说研究的征程。——有意思的是，赴美前，他特地开设了一学期“英诗选”选修课，用英语讲授，逼得自己捡起一丢多年的英语口语。中文系老师开英诗课，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据说效果挺好。
他是当时《金瓶梅》研究的引领者，进而提出中国小说戏曲“世代累积型”创作特点，撰写了一系列研究论文。
他经常和我说，“小说戏曲不可分开”，“戏曲小说应当打通了来研究，双轨并行”。他本人早就是如此践行的了，可惜我个人能力有限，勉强承继得“戏曲”一支。
今天的学者，最佩服的是他的《晚明曲家年谱》，惊艳于他对文献资料掌握之丰富、运用之娴熟。但纵观50年代的学术史，徐先生最初得到学界的认可，其实是缘于他对古代戏曲作品思想内容的解读和评论。
从思想根源而言，也是有迹可循的。他喜爱新诗，明显可见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他年轻时就向往延安，“那时千百万青年都有过对它的憧憬”，故取名“朔方”；他在大学里读英国文学，写革命诗篇，关心“时事和现实”，虽然不免是“近于政治口号而缺少艺术性”。他自谦“只会空想而艰于行动”，但同情共产主义，追求思想进步，在那个时代青年人中具有共同性，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阅读与了解在此时已经开始。（虽然在1950年代他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80年代初更以无党派人士被推选为人大代表，但在人大代表任期结束后不久，他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私下妄加猜测：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马克思本人长期居于英国，马、恩思想原是对西方文明的继承与发展，因而必须对西方思想文化有所了解，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徐先生从英文系毕业，接受过西方学术的基础训练，向往延安与对革命的憧憬，他年轻时就已经积极理解、拥抱马克思主义，所以在50年代初，他在接纳、融会新思想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作为诗人对文学的敏感，兼以英国文学的基础，让他很快掌握了新的观念与方法，能娴熟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解读、评价中国古代作品，于是在学术领域“脱颖而出”。
他的文章拥有一种理论高度与逻辑力量，别具一格：老学者缺乏新思想，难以摆脱旧套路；新学者往往概念先行，机械套用，略显生硬。当时的年轻学者徐朔方，先是在戏曲评论方面树立标杆，继之在文献整理研究方面颇有作为，两相结合，进而提出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重要命题。
如此这般，时至1980年代，徐先生把这个时期戏曲小说学术大厦的“夹层”做高做宽了。随着民国过来的老辈学者凋零殆尽，这“夹层”随后也就成了“顶层”。在杭大中文系，他与沈文倬、蒋礼鸿等1920年代出生的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曾经的怀疑与嫉妒，奇迹般地转换成神话般的仰望。这之后的“学术史”，需要变换成另外一种叙述视角了。
……
先生在1987年2月写的诗中道：“不管生命在什么时候终结，不管自然对我慷慨还是悭吝，只要我的脚跟还立在地上，已经到达的都不是我的终点。”他的思考与写作，直到跌倒再不能醒来，才告结束。丙戌年除夕的下午4点45分，先生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享年84岁。
如今，先生离去已经有十六个年头，不久后就将是他的百岁冥诞。多日来，先生的身影总在我眼前闪现，就像当年我曾与他在梦境里相逢。
我又一次翻开他的《似水流年》，读到了这首《往事》：
在秋夜里细听三月的梅雨，
在梦境里寻觅过去的游踪——
我串起过断线的珍珠，
往事如轻烟，摇曳在风中。
时为1941年12月，先生虚龄十九。
我十分喜欢结尾这两句，就用做了本文的标题。大约是因为这里“串起”来的那些“断线的珍珠”，正是我在秋夜里寻觅到的“过去的游踪”。
1990年代中期的某个秋日，与先生在黄龙洞前路上
主要参考文献：
徐朔方：《徐朔方集·自序》；《似水流年》及《自序》
楼含松：《清风留古道，春雨忆初阳——怀念朔方师》
贺圣谟：《片断思忆怀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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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我检索电脑中的文档，查到2001年7月1日我从东京写给徐先生的一封信的底稿。末尾一段如下：
我计划在十月间来杭州参加会议，恭贺您从教五十五周年。如果说我自己能够在戏曲研究方面有些微的成绩，那也都是由您当时领着入门的缘故：在广州使我开拓了眼界，但基础其实都是在杭州打下的。
我想我称不上是您的合格的学生，但您对学术的态度、你的学术方式、学术准则，却是我常常在心底里默念的；我心里时常想着当时您对我说的一些话，跟随在您身边经历的一些事，虽然这些对您来说只是平常的，但对我来说却是不同的，因为它们直接影响了我的人生和学术的抉择，所以我把它们作为我自己的财富。
我觉得自己的性格与您有很大的差别，很难直接的仿效，所以更多地想着怎样从精神上和理性方面去理解与把握，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因而虽然具体的表现也许与您完全不同的，但在根子里，在骨子里，我以为我所有的，也仍是您的影响，您的影痕。
那次为参加徐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记录跟随徐先生学习的经历与感受，修订后题为《徐门问学记》，曾作刊载与推送。本次从新的角度记录我所知道的徐先生，并努力与前一篇不相重复。
徐礼杨（先生长子）：仕忠兄好，谢谢分享你的文章，带来许多美好的回忆。有些许的补充：
一是我父亲喜欢外国文学不假，“文革”时，住在我母亲学校宿舍，晚上在学校操场乘凉，总有许多人听他讲故事。从雨果，到大仲马，从巴黎圣母院，到基督山伯爵，至今影响深刻。
二是我父亲对钢琴有种特别矛盾的感情。以前家里有架钢琴，后来父亲看见我特别喜欢，怕将来我不务正业，就送人了。我儿子弹琴很好，每次和他聊起钢琴，他总是劝我不要让我儿子花太多时间在琴上。后来我给儿子买了架三角钢琴，告诉他后，他再也没有说什么。我母亲去世后，他自己也买了架钢琴。
我小时候，什么东西都学过，书法，绘画，古文等，开始是强迫我学，等我慢慢地有兴趣时，他说我已经不可教了。理科，是我有兴趣的，我父亲也没有办法。上大学前和我长谈过一次，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了将来要把他的藏书捐出去的念头了。
我父亲还有一个爱好，知道的人不多，就是西洋古典音乐。他收藏了不少胶木唱片，家里也有台留声机。唱片除了京戏，昆曲，就是古典音乐了。因为放一张唱片就要换一枚唱针，在当时有点奢侈。每次听留声机是童年一大享受。至今，古典音乐也是我的最爱。
父亲和王季思先生有很多书信往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是帮父亲取信的，我知道。父亲母亲结婚蜜月是在广州度的。我猜想应该是和王先生有关。因为广州应该不是我母亲心心念念的地方。
其实我父亲待人还是有原则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公事归公事，私事归私事。对于到家里来的谈教学和公务的，大概是这样的。但也有一些人不一样的，比如蒋礼鸿先生，还有中文系里几位老师，他们来家都很随便，还有他的老乡。我的很多同学和我父亲都很聊得来的，高兴时还一起吃过饭。
最后，我父亲在“文革”时，对美食非常有兴趣，常遣我去买这个买那个。“文革”后这个兴趣完全消失了。倒是我把这个兴趣继承下来了。哈哈。
徐礼松（先生次子）：黄老师，一口气读完您的文章，直呼畅快！幽默风趣而又入木三分地写出了父亲的性格。虽然学术方面我不是很懂。但是我想到最后，留在大家印记里的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您是真懂我父亲的。
印象里您和廖可斌老师都是身材魁梧高大的。我想父亲是很喜欢的。他跟我们一直强调几点，一是要注意锻炼身体，二是做事要坚持，不提倡猛干，但是要细水长流地去做。就像爬山一样。身体好才是一切的基础。
有些事也是长大了才有更多的体会。谢谢你的文章。又把我带回到了几十年前。
【回音壁】
廖可斌（杭大87博｜北京大学）：仕忠兄，文章有生动细节，也有理论思考，前后呼应，写得好！刷牙之事，我自己全然忘记。
宣新瑞（杭大79级）：哈哈，关于“我说”，我记忆中完全没有这个印象，被派去帮老师“做事”是有的，但不让进门的情节应该是没有的，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我的记忆中肯定会有很深刻的印记……
黄仕忠：当时我去跟先生读书，是件大事情，所以你郑重地说了这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这些都是原始记忆呵。对你，说过也许忘记了；于我，这才是开始。
同时，对于这个故事的求证，也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开端。因为我很好奇，这样一个事件，在不同的叙事者那里，由于立场、角度的不同，居然导致这样的变易。
没有进门，既可以解释成中性的事实，到了你家门口，你要出门，所以没有进去。但既然到了你家门口，你不叫我进去坐，就让我走了，这里透露的信息，就是你不让我进门。
这也是民间传说、口头文学的最好材料。活人现身说法。
宣新瑞：对呀，如果真没有让进门，原因可能也很多，决不能因此就作为徐老师性情是否怪僻的佐证。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否存在，与做学术研究毫无关系，我觉得还是不写为好！
黄仕忠：哦。可是我认为有一些关系的啊。你觉得不写为好，是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吗？
事实上你没印象了，在我与老胡同学的交流中，他却是有印象的，进姜先生家的细节，是他告诉我的。而且他也确实在这一点上当时对徐先生的感觉，在比较之下，是有些想法的。
而我，刚刚跟了徐先生，却听到了这么多“负面信息”，当时也是印象深刻，如今仍记忆如新。其实是想为当时的学术生态，留下一个侧影。
如今我也年入花甲，深深知道，一个优秀的学者，是在经历周边无数怀疑、责难的过程中，走完这个历程的。其中有很多属于人性方面的东西。
当你想从他们这个群体中脱颖而出时，会有很多的手扯着你。只有当你一骑绝尘，别人遥不可及，也对他们没有威胁之时，他们才会只剩下赞美，并且把你神化。
近日偶读郭在贻老师1977年11月给其兄长的家信，提到年底他的论文会在《杭大学报》上发表，还有一篇，也将在下一期学报上发表，编者拟两篇同时发，他怕招致物议，故主张分期用，“中文系乃是非之地，有些人从来不写文章，也写不出文章，却害怕人家写文章，此辈又有手段，不好对罪（原文如此）的。”
谭帆（华东师大）：读仕忠回忆徐先生的大作后，想起了与其相关且相映成趣的另一段佳话。
当年离开杭州后我去了兰溪，实地游览参观李渔故乡。因我硕士论文做的是金圣叹，所以下一站便是赴武汉的湖北大学，拜见张国光先生。
有了被徐先生惊出冷汗的经历，这次我是成竹在胸，加上金圣叹也比较熟悉，料想不会有误。
张先生很是热情，约我两点半左右到他府上。我如期前往，待到在书房坐定，张先生便滔滔不绝地谈起了金圣叹，从两部《水浒》到“两个宋江”，从为金圣叹翻案到为金圣叹在文学批评史上排座次，张先生一路讲来，毫无倦色。
来时红日高照，此刻已近黄昏，料想不会再有请教的可能，便以张先生不能太累为由告辞。张先生也没有客套，起身送客，唯微微露出遗憾而已。
到了门口，张先生似乎想起了什么，憨憨的笑了一下，问我：小伙子，你是哪来的？
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有趣的。可见老一辈学者的率真和性情。
华玮（香港中文大学）：感谢黄老师，再次让我读到您的杰作！徐老师的性情人品学问，在您的生花妙笔下重新有了生命，并且有了学术史上的意义。全篇行云流水，抑扬顿挫，情真而深，兴味无穷。
“黄昏是成熟的早晨”，徐老师的诗句打动了我：退休的心境理应如是。他写《画》和《岁月》才二十来岁，这两首应该是为杨笑梅写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和他游西湖，他就告诉过我对她的深情）。我深深怀念徐老师！
他永垂不朽！（有您此篇的加持，更加如此。）
卜键（国家清史办）：写得真好，朔方先生的学问性情如在目前，令人钦敬。
由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我与先生也有过一些交往，一次在徐州的金学会上，跟着他绕着云龙湖走了一圈。印象最深刻的是累，老爷子健步如飞，我则是踉踉跄跄。还有就是他说：“我已经不再坚持李开先为《金瓶梅》作者了，但你可以继续研究。”
陈林侠（中山大学）：黄老师的记人散文别具一格，谋篇布局缜密细腻。文章看似冷静客观，不动声色，却是富有情感，娓娓道来。
我讲一个我看到徐先生的细节。九八年研究生入学，系里举办导师见面会。会议由系主任肖瑞峰老师主持，廖可斌老师是研究生处处长，仍谦虚地后排就座。徐先生一头白发，持杖而来，居中坐，见秀明师会前仍读书不已，凑近问读何书。秀明师对曰：徐先生只需写书。老师们叫好称是，会议室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曹家齐（中山大学）：当年听过不少徐先生的故事，也远远地望见过多次，只是从未敢近前。
王琳（杭大78级）：徐先生实事求是、傲然风骨，跃然纸上。
金健人（杭大78级｜浙江大学）：写得非常详细，有些听说过，有些在你这里看到，很新鲜。
程芸：我从徐先生那里，感受到的却是宽容，以及多次的鼓励，乃至于一种特别的恩荣。
我博士论文因为研究汤显祖，与徐先生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看法，意外地得到先生超乎寻常的关注，先生亲撰两文予以回应，其中既有表扬，也有毫不留情的批评，以至于讽刺。
先生又先后给我来过几封信，却极谦逊，姿态放得很低，且对我多勉励之言。（这几封信，后来我通过徐永明兄，转给了浙大图书馆。）但勉励归勉励，先生是绝不放弃自己的学术看法的，这点，他在回应文章里也说得非常明白。所以，我觉得先生不但是个“真”（求真、率真、较真）人，其实也是有分寸感的，而且，他的这个分寸感，似乎也是有讲究的，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而有所区别，却又不碍于“真”。
以前也听到关于徐先生“不近人情”的传闻，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徐先生所理解的“人情”，与常人所理解的，不一样。您从徐先生早年的教养，来解读徐先生的“怪”，又从时代社会的不同，来谈人们对徐先生认识的变化，我认为，是真正“知人论世”之言。
我还有一个极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当面聆听过先生在学术上的意见、建议。那年杭州的明代文学年会期间，我请徐先生弟子晏选军博士，陪我一起去医院看望先生；先生已经不能说话，躺在床上，发出粗重的呼吸，晏博士说“和您讨论汤显祖的程芸博士来看您了”，先生仿佛听到了，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以至于不能松开。
每想到这个场景，我就会长思：因为学术争鸣，而为徐朔方先生所关注，为先生所鼓励，我这一代戏曲学人，大概只有我独享过这一份恩荣吧。
如今我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学术无所长进，这几年更是近于荒芜，梳理过往的点滴，就难免有很多的酸楚、愧疚。
李舜华（广州大学）：培恒师与朔方先生相交甚深，我与钱家山下人相识，也恰好在入复旦之前，所以二十余年来，经常听钱家山下人提及朔方先生，而且，论及当下种种时，也不时会提到徐先生的语录。那些语录自是影响甚深，以至于我现在遇到类似情境时也不时会想起来。
至于本文所写到徐先生的种种“怪”与“直”，更是听来颇觉亲切有滋味。譬如其中谈到谭帆老师见徐先生，原是礼节性拜访，没想到，徐先生开口就问你有什么问题，惊出了一身汗。
当年我见培恒师，亦然。
刚到复旦，想着第一时间肯定要见先生，于我而言，就是第一次认门——可是，先生开口就问，你这出站报告打算做什么，后面的问题越来越犀利——没想到竟是一场开题预答辩，惊了一身汗。
项裕荣（广东技术师大）：师兄好！我读完了，不少往事也重新浮现于眼前，有些材料于我，也很新鲜。文中的材料，真是丰富呀。徐先生“求真”这种天然之执着，您这篇文章，似乎也有这种倾向呢。哈哈。
范丽敏（济南大学）：很美的一首诗，我也最喜欢结尾这两句“往事如轻烟，摇曳在风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感情越来越丰富，对很多人、很多事都有了更细腻、丰富的体味 。
赵素文（中国计量大学）：很喜欢先生的一句诗：“因为有星星，黑夜显得不是那么狰狞。”本来想写点关于徐先生的诗歌的文字，可惜中年妇女跟着一个孩子，整天疲于奔命，连坐下来的时间都没有。
顾克勇（浙江理工大学）：黄老师阐述徐先生为人治学风格形成原因非常准确：大学时候英语专业熏陶，诗人气质，越人地域性格。我感觉徐先生功成名就时，他也不愿意被别人称颂为德高望重传统前辈学者，他只想率真快意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黄仕忠：是的。他最不想掉到别人设好的套路里去，因为他只走自己的路。
程国赋（暨南大学）：黄老师，一口气读完您的回忆徐先生的文章，写得很有趣，写得情真意切！徐先生之“怪”，正是他的可亲可敬之处。我拜读过徐先生的几部著述，可惜没见过先生。
记得90年我在南京大学读硕士时，有一次，俞为民老师和我提到，徐朔方先生亲自到南京图书馆查找资料，和俞老师相约见面。那时候的徐先生早已名扬学界，依然外出访书、查资料，真是我们后学的榜样。您跟随徐先生读书，真的很幸福。
陈维昭（复旦大学）：文章一如既往地感人，用反笔修辞写徐先生，显得更可信。标题很有诗意，也契合作者当下的生命状态，不过总觉得太缺乏指向，如果将来结集，跟其他回忆文章放在一起，似乎就看不出差别，回忆文章都可用这标题。
当然，这篇文章的内容已经够感人了。
陈文新（武汉大学）：吾兄这篇大作，好像是存心打趣我：我就一直不知道徐步奎先生是谁。
写得真好！在怪和不怪之间，洋和土之间，极尽腾挪之能事。
纪德君（广州大学）：文字质朴生动，细节精彩传神，构思写法巧妙，读来津津有味，感觉徐先生音容笑貌浮现纸上，如在眼前！
殷娇（中国艺术研究院）：徐先生之于我，本是“行走的参考文献”式的、高山仰止的人物，但神奇的是，徐先生在您的笔下“活了”，好像变得离我近了起来，细碎的往事在天长地久中成了弥足珍贵的“珍珠”，回忆如静水流深，让我在阅读中感受到了您非常细腻、悠长的情感，非常打动人。
文章后半部分竟还有理论分析和思考，思及师生的学者身份，不免让读者会心一笑。
另，假期科研有所懈怠，读到黄老师读研部分时，让我惭愧之余又受到了见贤思齐一般的鼓舞。
陈旭耀（井冈山大学）：从读硕士时起，仕忠师经常会和我们说起徐先生。比如，徐先生说，自己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就是做了些“一加一等于二”的事情（大意如此）。那时我听得似懂非懂，但又不敢向老师细问。
等到老师让我比读《西厢记》的明刊本后，我才渐渐明白：做学问同任何事情一样，都应从最简单的事情入手，比如对读版本，找出异同，只要能静下心来读书的都能做到。但不能以为事情太简单而不屑于去做，这就是徐先生说的“一加一等于二”的事情吧。
刘蕊（上海大学）：搬家前偶然看到有人出售一套七成新的《徐朔方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果断下单。收到书刚一翻开，就被《雷峰塔》的第一句吸引了：“不要悲观，也不要耽于梦幻……”
今晚又拜读老师的忆文，联想以往听到的老师口中的徐先生，似乎与老师的老师距离更近了。尤其是读到“徐先生多次说自己是很好说话的……老师内心的OS”几段，不禁笑出了声，瞬间脑补了很多画面，这是师生间最平常的交流，也是两个有趣灵魂的碰撞呀。
再说前文中老师说蒋礼鸿先生能背前四史，老一辈学者将其视为必读书。老师自己也是一直坚持深入文本，有通读的，有对读的，有细读数遍的。可见阅读原典是必备且必须的，否则就会沦为桑兵老师曾说的“检索拼接出来的学问”。
刘青松（博士生）：有一个疑惑。老师强调徐先生的别树一帜（“夹层”位置），顺便提及老杭大的学者们。因为前文刚好提及了沈文倬先生，他和徐先生年辈相若，治礼学海内独步，不知道他在杭大是什么辈？
黄仕忠：其实从年龄的角度，蒋礼鸿先生也是，还有北大陈贻焮先生。他们只差一岁。他们都是1920年代出生的人。
但我那个时候，视野里只有古代文学这块，没想过整个学界怎么看。但这个“夹层说”，可能在整个学术界也有代表性。
潘璐（国家图书馆）：文章最后一部分，梳理徐先生的“学术之路”，已经隐隐有种学术年谱的味道。
这篇文章通过时人的言语，把徐先生的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通过这些场景和文字，我仿佛也跟着走了一遍您当年跟随徐先生学习的道路。
我试图想象您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去写下这些文字的，虽是以“怪”为引，读来却通篇都是“敬”与“爱”，那一定是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吧。
作为您的学生，读这篇文章，心态又有所不同，好像看见了心目中形象威严的老师，在年轻时作为学生的另一面，才发觉老师其实也是从年轻和懵懂走过来的。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您的学术成长史了，可以看到您是如何跟随徐先生学习和思考，从而走出自己的道路的。
陆韵（硕士生）：老师对徐先生，首先是“信”，相信自己的导师、自己的观察，认为导师供人指摘的言行背后都有他的逻辑、原因、坚守。同时遵循导师的引导，一步步进入学术。
在“信”的基础上，再去“疑”和“思”。思考导师为人治学之法的成因和合理性，缘何成为一代大家、缘何做出巨大成果。
在这样的思考下，自己便不会在他人的评论中随波逐流，也不会在学问和人生道路上迷失方向。
可见自主学习，不仅是自主安排学习计划，更是从各方面体悟导师的求学经过、治学方法、态度理念，再主动仿效践行。
徐先生本身是一部“经”，老师则以数十年的思考和践行作“注”，真正将先生学问发扬光大了。
宋睿（本科生）：多谢老师分享！在车上拜读了您的新作，前半段读来十分有趣，徐先生性格“怪”，大家又不敢论理，就都找学生诉苦。不过，大多数人听闻徐老先生之“怪”，第一反应是以此为谈资，评头论足，而对“怪”背后的成因不加深究。评价表象只要动动嘴皮，考究其因则需经历漫长的过程。回音里陈旭耀先生所记比对版本细读一事，非耐心不能为，着实考验心性。
之前您问过我，能否在比自己强大的人面前泰然自若，不卑不亢，我觉得自己不能，但不是永远不能。徐老先生敢于在学术界怀疑一切“神明”，源于“我有证据”；做人不惧口舌，无畏强权，在于“我有底气”。“底气”和“证据”实是一类东西，都讲究“实事求是”，“问心无愧”。
赵延芳（中文73）：先给你点赞。我近期因家事比较疲累，今晚一直在做深呼吸促睡眠，所以看到你的文章时已近十一点，还是忍不住读完了全文。你写得实在太好了，尤其是对先生的学历、学问、人品和思想认知的形成解读得很到位，不愧为亲传弟子了。过去我也常会朦胧地想起，徐先生拗相公的“另类”处事式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你已作了较圆满的回答。
我听说的口传故事没有你多，因为没有人能跟当时的我说别的老师坏话的。我对徐先生的印象都是自己的经历形成的认知。但有陆坚老师等告诉过我，先生对我居然评价不错，这也是他的“特立独行”之“一斑”。我当时只内心“得意”而并不形于色。因我深知得到这位大师的认可是很不容易的。
先生常常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对任何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有时甚至“将”得人在大众面前下不了台，他也不管不顾。说实在的，我对他向来有点“惧怕”。
黄仕忠：我回想起来，他当时其实也开玩笑，但可能就是嘴巴咧开笑一下，又马上是严肃的样子了。
他一直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并且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因为那时真的无数次琢磨过先生的为人与为学，所以受他的影响极大。我也知道我的性格与他很不相同，也不会做出他的一些行为，但外圆内方，精神实质上，我大概可以说是徐先生的真正传人之一。
赵延芳：这么多学生，你得先生真传可能是比较多的了。你写的完全真实，记叙逼真，这些平时的素材都应该写上，没有一点多余的。他的人品就是一个字“真”。
李颖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口气读完了，徐先生的形象跃然纸上！昨天读徐先生写胡兰成的文章时，便感觉文笔间有一股赤子之心，您的文章更是全方位地展现了徐先生的“真”人形象。文中很多细节在不同人口中叙述效果完全不同，您站在不同角度和立场求证事情原委，很多人情事理的微妙之处便透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