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索洛维茨基：一趟并不单纯的访问

1929年6月20到26日，早已蜚声文坛的大作家高尔基应苏联政府的邀请，再次回到自己的祖国，进行了一次为期六天的参观访问。从1928年开始，旅居国外7年多的高尔基，每年都像候鸟一样在意大利和苏联之中穿梭。春天的时候，他就会飞往俄罗斯，在那里住上几个月；在寒冬来临之前返回小岛卡普里，在地中海温暖的海风和阳光下度过冬天。

但29年的这次——也就是他的第2次回国之旅，注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不管他本人意识到与否，自从他默许苏联政府将“索罗夫基”这个地名列入行程单的那一刻开始，这位“革命海燕”昔日良好的声誉和崇高的威望，就已经笼罩上一层阴影，沾上一滩挥之不去的污迹。

如果是单纯作为旅游景点，位于摩尔曼斯克北部的索罗夫基无疑是一个风光旖旎的旅游目的地。但在1929年，这座索罗夫基显然并不美妙，事实上，只要人们读过《古拉格群岛》，就能立即想到“索罗夫基”的另外一个名字：“索洛维茨基”——也就是著名的“古拉格群岛”最初的发祥地。情况很明显，苏联政府精心安排的这次索罗夫基—摩尔曼斯克之旅，绝不仅仅是单纯地请高老爷子公费旅游散散心而已。

而高尔基更不可能不了解苏联政府——或者说明白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用意。就在他成行前不久，索洛维茨基刚出了一次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一名叫做马尔扎果夫犯人不仅从岛上逃脱，还奇迹地逃到了英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出版了一本叫做《地狱岛》的书，向西方世界曝光了索洛维茨基劳改营的内幕。这种极具杀伤力事件让苏联政府颜面尽失，处境极为被动。因此，他们迫切希望邀请到像高尔基这种在国内外都极具声望的大文豪来古拉格参观，现身说法地向大众说明“真相”，进行辟谣和宣传反击，这也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危机公关”方案。毕竟此时还是1929年，距离莫斯科大审判都还有七年的平静时光（1936，第一次莫斯科大审判），在全世界的左翼的人士眼中，苏联的神话尚未破灭，如果有高尔基这等人物背书，大家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相信，所谓的《地狱岛》不过是敌视苏维埃的“反动分子”炮制出来的又一泼脏水而已。要知道，这可是高尔基，是那个铁骨铮铮的海燕，在沙俄和十月革命中都以仗义执言，发出各种“不合时宜”的言论的著称的作家，被沙俄和苏维埃流亡到国外的大人物啊！

2 少年、群岛、手稿和窃案：永远成谜的访问

高尔基（中）和苏联内务部负责人亚哥达（右一）

对于高尔基来访充满希望的不仅仅是苏联政府，就连岛上那些不幸“居民”也将这来访视为一次百年不遇大好事。正如索尔仁尼琴的煌煌巨作《古拉格群岛》的第二章《群岛露出水面》所描写的那样，当时岛上居民——也就是那些劳改犯热烈盼望高尔基到访：

人未到，消息已到，索洛维茨囚徒们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在这暗无天日、横行肆虐、沉寂无声的渊薮中，突然冲进一只雄鹰！海燕！头一名俄国作家！这下他可要给他们一个利害看看！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们！这下老爷子可要来保护我们啦！人们简直像期待全国大赦似地期待着他猜透了！他不会弃之不顾的！他会出来保护他们的！

……孩子们全都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忽然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开口了：“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当时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们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陪同人员——都退到外面去，这个男孩子花了一个半小时时间把一切都对这位瘦长的老头子说了。高尔基老泪纵横地从工棚里走出来。……

“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全部，全部，爱说实话的孩子原来全部都说了！！！……

六月二十二日，已经和男孩子谈过话以后，高尔基在为这次访问特备的“意见簿”上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

“我难以用简单的几句话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于（！）对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卫士同时又能成为异常勇敢的文化创造者的人们的惊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颂扬。”

二十三日，高尔基登船离去。他的船刚一离岸，那个男孩子就被枪毙了。

……

于是他就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接二连三地转载于我国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报刊，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将入木的时候，给了群岛以祝福……高尔基！

首长们也发了毛：连忙把见不得人的东西尽量隐藏起来。把门面尽量装点得漂亮些……派工员下了一个命令：“停止工作！全体靠拢，挤紧些！坐在地下，坐着不许动！”一块帆布苫到了他们头上。“谁动一动我要他的命！”前装卸工马克西姆·高尔基登上了舷梯，启碇前站在轮船上观赏了整整一小时的风景——并且没有注意到……

……盗贼们坐在长椅上（这时索洛维茨已经有了大量的盗窃犯），他们全都在……读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站起来告状的胆子，但是也想出一个花样：把报纸反着拿在手里！于是高尔基走到一个人身边，不做声地把报纸正过来。他发觉了！

二战尾声才被送入古拉格的索尔仁尼琴显然不可能是这次访问的目击者。所以这些诸如像帆布苫盖人、倒拿的报纸，小男孩揭秘这种细节，只可能是他从难友口中听来的。不过，这些素材对他来说已经足够写入小说。光靠这些戏剧性的细节，也让所有读者记住这次访问了。不过，在国内某些人眼中也还不够，他们还宛如现场目击一般，妙笔生花地写出了“小男孩用着甜甜的嗓音叫住高尔基”这种故事，倒也不怕甜得腻人。然而可惜的是，如果要较真地说的话，索氏的说法就相当值得商榷的。首先从证据的角度来说，他并不是当事人，目前所有的说法都是他收集的“口述史”，但难友在转述过程中有没有夸张和迎合？这就只有天知道了；其次，就是按索氏书中的说法，高尔基29年的访问当事人众多，囚犯方面姑且不论，狱方和高尔基的团队人数也不在少数，但却没有任何来自这些人的旁证能证实这些细节，使得索氏的描述难免有孤证之嫌；最后，索氏对集中营和斯大林体制极端痛恨态度也往往干扰了他材料的可信程度。只要涉及劳改营，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激动和愤怒，连带着采取各种夸张耸人听闻的讲述，甚至会不假思索地采用一些充满戏剧性，但真实性不大材料。由于他写作中带有这个弱点，也让后世许多反对者抓到把柄，对他大加诟病，这次充满戏剧性的访问，也正是有着这种问题，让理性之人难以相信。

那么，高尔基本人在访问看穿了真相吗？他到底对这次索洛维茨基之旅持什么样的态度？

今天要回答这个已经是不可能的了。1929年11月29日，也就是在这次访问六个月之后，高尔基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到：“但是，很遗憾，在阿布哈兹时连同您写给我的其他信笺，以及我关于索罗夫基和摩尔曼斯克之行的札记一起都被烧掉了。”而曾经陪同高尔基在阿布哈兹考察的H.A.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儿媳）则在其回忆录中透露这次烧毁的细节：“一天，天气晴朗，装有作家手稿的箱子突然间消失了。而两个月之后又失而复得，但里面塞了一些靴子，原来盛放他的手稿的盒子里面装着一堆灰烬，而箱子里还有许多作家的笔记。亚戈达（当时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人）解释说，抓到小偷后，当小偷们知道这是高尔基的手稿时，他们吓坏了，所以好像烧掉了这些手稿，而箱子里还有其他许多作家的笔记。”

这种解释显然只是一派胡言。高尔基每次回国都享受国宾待遇：他的火车一进入苏联境内，就有政府组织的群众拿着鲜花、标语和旗帜为他举行欢迎仪式；当他抵达莫斯科时，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卢那察尔斯基、李维诺夫等大批政要都会亲自去车站迎接。很难想象居然有如此不开眼的蟊贼去偷窃如此高尔基行李；更难以想象他们居然能在神通广大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眼皮下异常准确地窃走手稿箱。显然，这是“机关”拿不准高尔基的真实想法，担心他会不按套路走，于是干脆自导自演了这场离奇的失窃案。事实似乎证明了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最终他们也只能一把火烧掉笔记，让高尔基对古拉格的真实想法永远湮灭在历史的灰烬之中。

3 为古拉格背书和歌唱

高尔基和妻子

也许睿智的高尔基早就看穿了一切真相；也或许他就像只糊涂的老熊，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牵着鼻子配合着演戏。然而不管他真实想法如何，索尔仁尼琴对其的愤怒至少有一点没错：当索洛维茨基岛上的可怜人们渴求他、盼望他伸出援手的时候，这位昔日骄傲的海燕，一向以刚正不阿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人道主义大作家、大文豪在众目睽睽之下变节了。就这次参观之后，高尔基不惜用自己的名誉为古拉格背书，接连在《苏联游记》和《在地球边缘》等系列游记中写下了好几篇洗地的随笔。在这些文章中，他公然写道：“他们中大多数己经明白了重要的一点，即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是不可能的。通过观察这些社会危险分子的行为，我不得不指出，虽然改造工作对于他们是艰难的，但是他们明白他们必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显而易见,这种良好效果得益于这些社会危险分子现在所处的环境。”

高尔基写下的这些为劳改制度辩护的文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了不明真相的群众？今天，我们对此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位昔日曾经高扬人道主义大旗的文豪、海燕，今天已经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斯大林的怀抱，成为了一只歌功颂德的宫廷夜莺了。这也难怪索尔仁尼琴对高尔基发出愤怒的叱责——从古拉格走过来的他，有足够权力代表那些“没有活下来，没有看到一切的诸君”发出正义的质问：为什么要替最黑暗的古拉格辩护？为什么会“令人震惊地沦为舆论界和科学界暴力的卫道士”，成为了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公开颂扬奴隶劳动”的知识分子？他们——古拉格的犯人们对高尔基的访问充满了期待，认为这位老爷子能替天行道，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但正是这种热切期待，才使得整个事件更具有悲剧的色彩，这种悲剧不仅仅是因为犯人们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更是因为高尔基自己的堕落——还有什么悲剧，能比得上目睹一名伟大的知识分子，一步步地从人道主义者堕落成暴君的御用洗地文人呢？

4 海燕的屈服：高尔基自己的哥本哈根困境

高尔基和斯大林

为什么高尔基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这是让所有人都会感到困扰的问题。索尔仁尼琴的回答是：这是高尔基的人品问题。因为在国外流亡时既没有获得足够大的声望，经济上也不能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因此他才在斯大林的利诱之下，半推半就地成为暴君的宫廷夜莺。

但这两个指责都站不住脚。首先，此时的高尔基早就不需要给自己刷声望了，看看1928年他60大寿的场景就能明白：整个欧洲著名知识分子都在给他发来贺电，其中甚至不乏罗曼·罗兰、萧伯纳、阿拉贡和茨威格这种名家，其德高望重可见一斑；而关于高尔基的生活奢侈的传说也更是无稽之谈。据当时和他非常熟悉，但后来分道扬镳的霍达谢维奇表示，所有高尔基沉溺别墅和宴饮之类的指控，都仅仅是一些想当然的谣言。在物质享受方面，其实高尔基对此并没有什么追求，甚至还保留着朴素的本质。

然而这就更让人困惑了，既然没有名和利的追求，那么高尔基就更没有任何理由和斯大林接近和合作了。到底是什么缘由，能让这位不折不挠的海燕摇身变成歌功颂德，甚至不惜主动洗地的“文艺界的监工”？如果按苏联官方的说法，这是高尔基是在“祖国和人民的感召之下，主动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另一批学者则换了个角度为其开脱，认为高尔基是想将“民主”和“人道主义”引入当时斯大林统治下苏联，是抱着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才接受苏联政府的邀请，为得就是走上层路线来影响和改变斯大林等人，从而让苏联走上正轨。持这种看法的人，主要依据来自高尔基私人医生马奴辛，据他回忆，高尔基曾表示：“在国外呆够了，社会主义民主应当进入布尔什维克党内，并不知不觉包围他们。必须影响他们，不然不知他们还要干出多少蠢事。现在鬼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但即便高尔基真的动过这种念头，那么也只能说明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从苏维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从列宁到斯大林的历任领袖都是在斗争中度过：国内和国际的，党内和党外的。这些连绵不断，并且残酷的斗争早就将他们锻炼成为了特殊材料。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介门外汉的高尔基想要影响这些意志坚定的领袖，简直是天方夜谭。而对于这些政治领袖来说，高尔基也只是一个政治不成熟的文人，他们看重的只是高尔基在文化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而已。

早在1919年内战最高潮之际，已经进入紧急状态的苏维埃在9月一口气逮捕了数十名俄国知名学者和公知。此举让高尔基怒不可遏，亲自给列宁写下了言辞激烈的抗议信，摆出了一副要么放人，要么决裂的姿态。然而，列宁在收到信之后，却出乎意料地只是“微微一笑”，并且对转交来信的干部说道：“高尔基以前就是一个政治上不成熟的人，现在依然如此。噢，他身体怎样？替我问候他……”的确，此时已经是内战最高潮，苏维埃政令所及仅剩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列宁看来，在这个生死关头，“工人的精华都到前线和农村去了，剩下来的是多得不成比例的知识分子”，而高尔基在意的却只是他眼中的这“一小撮”知识分子的死活，这怎么不是一种“小布尔乔亚”的呻吟呢？甚至，列宁以一个革命家的睿智，看穿了高尔基这个单纯知识分子在残酷政治斗争的命运，做出了一个精准，甚至有点恶毒的预言：“高尔基过于神经质了……毕竟，他还是一个作家……我们忙自己的事情，然后就能说：‘事情都过去了，可以邀请我们的作家了……’。”

因为列宁深深地知道，高尔基必将无处可去。毕竟，高尔基在思想深处和这些布尔什维克是一致，都是对俄罗斯的现状充满了极端不满，渴望通过各种方法——甚至是革命——改变俄罗斯落后的状况。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区别的话，仅仅是在布尔什维克为此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而高尔基则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看不得流血而已。但革命就是革命，是永远不会以个人好恶改变自己的逻辑和步伐的。只要高尔基对俄国的爱没有枯竭，那他终究会遇上自己的哥本哈根困境，终将殊途同归。

虽然，直到后世描写海森堡和波尔的著名话剧《哥本哈根》上演之后，这种描写知识分子在祖国和政府之间取舍、焦虑和困惑的哥本哈根困境才广为人知。但高尔基的确在第二次流亡海外之中深深地陷入了这种困境。由于自己的偏左的政治立场，使得高尔基不仅和流亡的白俄们格格不入，甚至和流亡地当地政府也格格不入。作为已经驰名欧洲的作家，高尔基在意大利受到了重点关照。1992年，在法郎士、罗曼·罗兰、居里夫人等法国名流邀请下，高尔基曾计划访法，但是法国政府以其支持苏维埃政权，并且宣称苏维埃政权可以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借鉴为借口，拒绝向他颁发签证；1923年，高尔基又想移居到政治压力较小的捷克，加上他和当时捷克总统马萨里克有个人私谊，此事在一番波折后成行。但一进入布拉格，捷克内政部就对高尔基采取了监视措施，甚至还放出消息说他病重不能见客，以防捷克人和这位作家有所接触。在整个欧洲白色氛围高涨的情况下，高尔基可谓是动辄碰壁。

而更刺激高尔基是流亡白俄知识分子的集体堕落：“我吃惊、甚至憎恶地看着昨天还‘很有教养’一些人现在怎样可怕地堕落着。扎依采夫写作一些关于圣徒生活的平庸的书；什米列夫发了疯……；库普林不写作了，开始酗酒；蒲宁以《米提雅的爱情》为题重写《克勒泽尔奏鸣曲》；阿尔达诺夫在模仿托尔斯泰……无法想象面对这一切是多么令人痛心。”在高尔基看来，无论政治倾向如何，他们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其根源还是来自俄国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流亡国外就意味着与传统文化的隔离和断绝。因此，许多白俄知识分子就像失去土壤的植物一样枯萎，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高尔基对祖国的爱，也是他最终回到苏联的重要动机之一。必须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在俄国流亡知识分子上，往往都会出现一种哥本哈根困境：一方面他们虽然和政府有着政见分歧，但是在深爱着祖国这件事情上还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他们在国内无法立足，往往是由于他们在文化上坚持一种更为俄罗斯本位的立场，这种立场虽不见容于国内，但是也未必能迎合国外势力。甚至不仅仅是高尔基，后来的索尔仁尼琴也如此，他虽然不满斯大林体制，但是流亡之后对西方也持批评态度，一度搞得西方人尴尬。而这种两难也困扰高尔基，曾经有人劝他和苏联政权一刀两断，然而高尔基却沉默良久，然后以沙哑的嗓音说：“离开他们？那我投奔谁呢？”正是在这些多重而又复杂的原因之下，流亡海外的高尔基反而越来越亲苏联了，以列宁为契机，他和斯大林的互动越来越多，最终在斯大林的不断努力之下，回归到了他魂牵梦绕的祖国——至于回去之后的事情，那就不由得他控制了。